張子靜和母親、姐姐、姑姑的來往都很疏落，又生性木然，對許多事的記憶不是從別處（比如表哥）聽來的，就是從張愛玲的文章里理清的思路，事實上到底是怎么樣的，其實早已記不清，很多時間與事件都很含糊。

因他提及黃逸梵1939年去新加坡，后文接著便是1946年回國，使我一直錯以為這期間張愛玲與母親是不可能見面的。然而1984年8月3日香港《明報》刊出《傾城之戀》上片特輯，張愛玲寫在《傾城之戀》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表明，黃逸梵是從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發(fā)；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國，而不是張子靜說的1937年——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還是遠東的里維拉，尤其因為法國的里維拉正在二次大戰(zhàn)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淺水灣飯店去看我母親，她在上海跟幾個牌友結(jié)伴同來香港小住，此后分頭去新加坡、河內(nèi)、有兩個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遠道步行去看他們，打聽有沒有船到上海。他們倆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寫《傾城之戀》的動機——至少大致是他們的故事——我想是因為他們是熟人之間受港戰(zhàn)影響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線上的淺水灣飯店大廳像地毯掛著撲打灰塵，“拍拍打打”，至少也還記得寫到這里的快感與滿足，雖然有許多情節(jié)已經(jīng)早忘了。這些年了，還有人喜愛這篇小說，我實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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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張愛玲的文字來形容張愛玲的文風，最好的比喻莫過于“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

“華美的袍”，而且是真絲的華袍，她的文字就有這樣的柔美，切膚之感；

“爬滿了蚤子”，這是她筆下的人生，瑣屑的真實的煩惱，同樣有切膚之痛。

沒有一句話比這更能貼切地表現(xiàn)出張愛玲作品的風格與意境的了。她是一個坐在水晶球里看未來的預言者，總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預言。天才在本家不被發(fā)現(xiàn)，而她的預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后人讀起，才覺驚心動魄，感慨莫及。

這一句預言，她寫在自己的參賽作品《我的天才夢》里：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被目為天才，除了發(fā)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然而，當童年的狂想逐漸褪色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我除了天才的夢之外一無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點。世人原諒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們不會原諒我。

生活的藝術(shù)，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領(lǐng)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聽蘇格蘭兵吹bagpipe，享受微風中的藤椅，吃鹽水花生，欣賞雨夜的霓虹燈，從雙層公共汽車上伸出手摘樹巔的綠葉。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墒俏乙惶觳荒芸朔@種咬嚙性的小煩惱，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