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解性別》（Undoing Gender）一書的最后一章，巴特勒主要以自身的治學經(jīng)驗，見證哲學在哲學學門以外開枝散葉的情形。她將寄居在別的學術(shù)領(lǐng)域的哲學學者稱之為哲學的“他者”，而且提出一個相當斯皮瓦克式（Spivakian）的問題：“哲學的‘他者’能否發(fā)言？”她提到早年自己處理黑格爾哲學中欲望與承認的問題時指出：“欲望一方面想否定他者的他者性（即：因為他者的結(jié)構(gòu)和我的相似，占據(jù)了我的地盤，威脅了我的單一存在），另一方面則又處于這樣一個困境：它需要那個他者，又害怕自己成為那個他者，被那個他者所攫取?！保˙utler，2004：240）欲望與承認界定了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自我雖然在他者身上看到自己，卻又深感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否定他者——否定的形式與方法很多，從反移民到入侵伊拉克，我們看到程度不同的否定。為抵拒對他者的否定，巴特勒也因此提到承認的重要性。從泰勒（Charles Taylor）闡述承認的政治開始，過去二三十年，承認的議題在英美學界的討論已經(jīng)很多（參考Taylor and Gutman，1994；Honneth，1996；Markell，2003等），巴特勒則把這個議題進一步帶到另一個面向，要我們承認生命脆危，承認對他者的義務或責任。她延續(xù)在《消解性別》一書中對承認的論證指出：

譬如，說生命會受傷，會消逝，會被摧毀，或者系統(tǒng)性地被忽略以至于死亡，不僅是在強調(diào)生命有限（死亡無可避免），也是在強調(diào)生命脆危（生命因此需要諸多社會與經(jīng)濟條件以便能以生命存續(xù)）。脆危性暗示生命存在于社會中，暗示一個人的生命在某個意義上總是掌握在別人的手上。脆危性也暗示生命對我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暴露；暗示生命對我們所認識，或略微認識，或根本不認識的人的依賴。相對的，對別人（大部分身份不明）的暴露與依賴也暗示了生命會受到侵害。這一切不一定出于愛甚至關(guān)懷的關(guān)系，但卻構(gòu)成對他人的義務，這些他人大部分我們都叫不出名字，也不認識，對意義上確定的“我們”是誰而言，他們也許有也許沒有熟悉的特征。換成一般的說法，我們可以說對“他人”具有義務，同時假設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知道“我們”是誰。（Butler，2009: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