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石堂淑朗一起寫劇本的時候，作為“導演說明”，我寫了以下這些東西：

“二戰(zhàn)”完全是連戰(zhàn)連敗。

前線自不必說，即便是后方的國民也被煽動起來，

受盡欺騙，忍受著生活的貧困和物資短缺，

明明吃了敗仗卻被強迫認為打了勝仗。

……總之是被愚弄著茍且偷生，

然后像蟲子般地死去。

從那無數(shù)慘死的平民百姓中，

本片挑選了裝門面的歷史書上不大會言及的

東京不良場所——新宿紅燈區(qū)，

和貧民區(qū)女子與孩子來進行描寫。

本片關注的是被拋棄到歷史背后的

花街柳巷女子和在那里生長的早熟少年

為了生存而與命運進行的頑強搏斗。

《新宿櫻幻想》中扮演少年主人公的演員是通過面試招來的，然而他只在吉祥寺的井頭公園參加拍攝了電影開頭描寫櫻花如飛雪般飄落的那場戲，隨后拍攝計劃就取消了?？墒俏也]有死心，只不過對這種隱秘歷史的興趣尚未涌動起來而已。我仍然在一點點修改、潤色劇本。從主人公在后方度過了早熟的思春期這一點來說，多多少少也帶有我本人自傳的影子。但是，主人公作為一個小學生，先是愛上了一個妓女，后來又變成同性戀者。他當時的感情狀態(tài)，以我貧乏的經歷來說是很難入木三分地描寫出來的。這一點難度很大。

由于那位千挑萬選招來的少年演員已經長大，他參加拍攝的開頭那場戲也無法使用。如果想要把這部電影拍出來，還得從頭重拍。

從我進入松竹開始算起，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其間，不僅小津安二郎、川島雄三這兩位師傅，就連許多同輩伙伴也已辭世。從我的早期作品開始就一直與我合作的演員殿山泰司早在1989年就已逝世，另外兩個老搭檔——演員西村晃和攝影師姬田真佐久也在1997年過世了；到了1999年，又一個人——今村班子中的著名攝影師栃澤正夫也撒手人寰，這對我的打擊很大。

在現(xiàn)在的電影攝制現(xiàn)場，演員和工作人員都年輕化了，他們都是些熱愛電影的人?？粗麄冊诂F(xiàn)場生龍活虎的表現(xiàn)，我不禁感到日本電影還是有希望的。

1986年，橫濱廣播電影專業(yè)學院改制為一所專業(yè)學?！叭毡倦娪皩W?！?。盡管少子化浪潮導致升學人數(shù)銳減，可是來報考的學生仍然多于招生人數(shù)。以前入學只需通過面試，但報考人數(shù)的大量增加使得教師們開始無法招架，以致有個時期不得不在面試前增設一門作文考試。

我們學校設有培養(yǎng)影像作家的“影像科”和培養(yǎng)演員的“演員科”。演員科的學生現(xiàn)在每年仍然要去進行創(chuàng)校以來的傳統(tǒng)——農業(yè)實習。然而，最近專業(yè)農戶越來越少，尋找能接受我們學生前去實習的人家也變得頗費周折，以至我半真半假地跟負責的教師商量：這樣下去，看來遲早得到韓國去找農田了。我于1992年辭去校長職務改任理事長，從1994年起請電影評論家佐藤忠男來擔任了校長。

對這所電影學校的未來，我還是滿懷夢想的。趁著2003年春季開始實施新的規(guī)定，我想把學校升格為專業(yè)研究生院。因為電影學校已經對來自中國、韓國的留學生打開了大門，而他們學成回國之后，要是沒有研究生學歷是難以施展手腳的。我還必須四處奔走，確保土地的使用，充實各種設備，為的是達到新規(guī)定中的研究生院設置基準。

人本來不會將自己的創(chuàng)造行為傳授給別人，因為所謂創(chuàng)造歸根結底是一種個人行為，哪怕是些許的外來幫助都理當拒絕。我一直以來也是按照這種理念來拍電影的。但另一方面，創(chuàng)造的態(tài)度和志向是可以傳授給別人的，這種傳授正是我們對年輕人應盡的責任。

不需要什么天才，

不要被常識束縛。

拿出勇氣來，

執(zhí)著地探求人性，

朝著無人的曠野疾奔！

這，就是我給年輕人的贈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