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來胡適將撿到的幾份傳單寄給北大政治學教授張慰慈，張在感到不可思議的同時，又為胡適的安全擔心。他回信說：“巴黎與柏林的學生本來是最胡鬧的，‘走狗’這名稱怎樣會加到你頭上，這真是莫明其妙的笑話。……不過無論如何，你得要非常小心才好，這般搗亂分子是無理可講的，吃了他們眼前的虧，實在犯不著。最好巴黎、柏林地方少住為是。”[4]胡適見信，看看四周一片殺氣淋淋的樣子，深覺此地不可久留，不幾日即悄然離開巴黎赴英國倫敦去了。

傅斯年學成歸國后，雖以創(chuàng)辦史語所與專抓蔣公介石的老二（孔祥熙、宋子文）名震天下，但當他真的與丁文江遭遇后就大不相同了。在一個聚會上，胡適把丁文江介紹給他，曰：“這就是你一直要殺掉的丁在君先生”。開始傅斯年還有點“憤青”的氣概，隨著二人交談的深入，具有“大炮”之譽的傅斯年，面對丁文江的博學多才，以及所顯現(xiàn)的人格魅力與人性光輝，不但像泄了氣的皮球與蔫了翅膀的蟋蟀，反而對丁氏敬佩有加，激賞稱贊。在丁文江的人格光輝照耀下，傅斯年曾慨然嘆道：“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chǎn)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云云。[5]自這次相見之后，丁、傅二人成為莫逆之交。   

1936年初，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在長沙因煤氣中毒不治而亡。當病危的消息傳出時，傅斯年第一個從北京趕去看護。丁文江去世后，傅斯年在撰寫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紀念文章中，堅決地認為丁“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chǎn)生的最高的菁華”，“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文章的最后，傅氏還對自己當年為什么要殺丁文江之事做了解釋，文中說：“記得‘九•一八’之前半年間，有一天，我請幾個朋友在我家吃飯。座上有在君，有適之先生等。我議論一個人，適之先生以為不公允，說：‘你這偏見反正是會改變的。你記得在巴黎時，你向我說過三遍，回國后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F(xiàn)在丁文江在你旁邊，你干嗎不殺他？’后來我怨適之先生惡作劇，他說：‘在君必高興，他能將你這殺人犯變作朋友，豈不可以自豪？’”傅又說：“我開始大佩服在君在我讀科學玄學戰(zhàn)時（按：二十年代丁文江與張君勱一場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曾轟動一時），那時我在英國。以為如此才人，何為任于錢镠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其中實不免有點如朱子所說，其詞若有憾，其實不盡然也。乃民國十八年初夏相見之后，不久即成朋友，一年后成好朋友，最近幾年中竟成極好的朋友。在其病重時，心中自思，如我死，國家之損失小得多。這個變遷應該有個緣故吧。所以我說他好，比胡適先生說他好更有要求讀者注意之理由吧？”[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