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書背后的故事】

這封信是我母親在上海給我寫的，時間是（民國）廿年五月廿三日，即 1931年 5月 23日，當時我只有 3歲。

我母親叫韓雅蘭，陜西省蒲城縣人，1905年生。20世紀 20年代她在西安陜西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上學，那時正是大革命時期，西安正掀起一場反對北洋軍閥統(tǒng)治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據說我母親就是在這個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黨的領導下，她積極地參加了當時的學生運動。我父親叫王圣域，也是蒲城縣人，1895年生。五四運動時期，他正在北京師范大學上學，參加過五四運動。后回陜，在西安二中、一中等學校當教員，期間他曾赴上海，替學校購買理化儀器，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據說，我母親和父親就是在大革命時期結的婚，婚后生一子，因為當時正是大革命轟轟烈烈的時期，因此他們給兒子起名叫三民。三民是我的哥哥，聽我母親說，我哥哥很聰明、可愛，但可惜的是，一兩歲時就因病夭折了。

我是 1928年出生的，當時正值大革命失敗，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的時期。在這樣的情況下，我的祖父母怕我和哥哥一樣遭逢不幸，就不讓我母親和父親再給我起名字，由他們起名叫神佑，也就是說讓神來保佑我能夠活下去，我這個名字神佑一直用到小學畢業(yè)。上初中時（當時我的祖父母早已去世）母親和舅舅覺得這個名字太封建迷信，用著不合適，就把中間的神字去掉，改成王佑，王佑這個名字我用到上大學，參加革命后，我把它也改了。

1930年 3月，因為陜西局勢太惡劣，我母親和父親離開西安。此后，我母親上了復旦大學中國文學系。上大學時她已經 25歲了，同班同學大多不到 20歲，她是年齡最大的，而且是有孩子的了。初到上海，因為年齡關系，與同學比較生疏，故而非常思念家中幼子，特寫此長信予我。在這封信中，她談到了被迫離家出走的原因，談到對我的思念，也談到了對我將來的期

望。當然，母親信中的某些話，例如“無知識的鄉(xiāng)婦”等，說得不合適。這也是那個時期一些知識分子黨員的毛病。其實，母親小時候，也是在老家農村中長大的。這封信母親一直壓在箱底，沒給我看過。 1943年 6月，母親因病在西安去世后，外祖母把母親的遺物都交由我保管。那時我正在涇陽縣私立涇干中學上學，在整理母親的遺物時，才從箱子里面翻出了這封信。母親在這封信中說：這封信“留著待你將來長大了，認識字時再給你看吧，或者你母到那時，因意外而離開人間也未可知。”這可真是一語成讖，我看到這封信時母親

20世紀 30年代初的復旦大學校園一景，韓雅蘭保存。

韓蒲與父母合影，20世紀 30年代初攝于西安。 已經真的不在了。此后，輾轉南

1935年復旦大學三十周年校慶大門景象，韓雅蘭保存。

北，六十多年，這封信一直保存在我的手中，激勵著我像母親所期望的那樣去做。 1936年西安事變后，母親曾經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二期學習。我于 1948年夏也沿著母親的足跡從北平赴華北解放區(qū)進入華北聯(lián)大、華北大學學習，走上了革命征途。我想，作為兒子，我沒有辜負母親對我的期望，也可以說告慰了母親的在天之靈。（韓蒲口述，孫思怡記錄整理）

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世界通史教研室教師（前排左二為韓蒲）歡送蘇聯(lián)專家沙里金（后排右五）回國，1953年 6月攝于北京西郊人大校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