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一次，我并沒有和大伯、大媽直接碰面，而是偷偷地看。全家人都是高度集中地等待著他們的到來，一聽到廊道有動靜，家人都貼在門縫往外看。我只是看清了大媽的模樣，而大伯只看見了背影。

那時候我真的無法理解：大伯、大媽就在眼前，干嘛不能直接去見面呢，我怎么也無法將課本中的“張學良”與大伯聯(lián)系在一起，為什么大伯、大媽也在臺灣，卻不能與我們來往呢？后來我才知道，大伯、大媽從1946年11月被押往臺灣后，一直幽禁在新竹縣竹東的一個人煙稀少的山里。

我第一次將大伯、大媽的模樣凝刻在記憶中，是我上高中時。大伯、大媽從高雄搬回臺北，但還是不允許與家人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迪克（盧致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原“駐美大使”），聽說那天大伯、大媽會到董顯光家做客，這次，我們是隔著大玻璃窗觀望。我終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頭不太高，有些發(fā)福，頭發(fā)灰白，幾乎掉光了。哦！這就是張學良？我的大伯！這就是奶奶、父母牽腸掛肚時時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當年“英俊少帥”的樣子。

高中畢業(yè)后，我到美國留學。1965年是我留學后第一次返臺省親，也正是這一年，我在家中與大伯、大媽見了面。聽家人說，大伯、大媽搬到臺北后，在北投復興崗建房，與過去相比，稍許自由些，大伯到臺北市區(qū)總會來家坐坐。

1967年，我回到臺灣，我們在臺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人，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1965年開始，大伯、大媽基本上有自由了，每星期起碼來我們家三到五次。在大伯、大媽家里住的沒有別的親人，除了一位跟隨他們同生死共患難的、不是親人卻勝似親人的吳媽，其余“服侍”的人，都是派來的看守特務。每次到我家來，他們總要弄出很大的“動靜”。一群時刻跟隨的“服侍”先進家立轉(zhuǎn)一圈，看有否陌生人后，便在門外警戒，有時甚至坐在屋里，面無表情地聽我們家人聊天。

在大伯家的外圍，也布滿警衛(wèi)，不讓外人靠近。我們平時不能常去大伯家，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隔墻有耳，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當時我真是無法理解，看著他們宛如生活在“鳥籠”中，心里很壓抑也很氣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來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憐，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千、王新衡、大衛(wèi)黃（黃仁霖的兒子）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wèi)。

大伯似乎已經(jīng)習慣了這種被人監(jiān)視的生活，他很坦然，依舊與我們家人大擺“龍門陣”，聊到高興時，笑聲朗朗?；蛘呃覀円煌ハ吗^子，邊吃邊聊。我就是從那時起，才真正認識了我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與大伯的感情，也是在這段時間的交往中、在聽他的講述中慢慢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