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波當時用怎樣的方式給撰稿人壓力，今天已經(jīng)不可考了。劉波回到家，重新打開電腦，呆坐了很久才把情緒從沮喪中轉換出來，讀那些獲獎人的故事，讀自己已經(jīng)寫下的詞句。反復讀，反復讀，刪掉那些有瑕疵的，想到一個閃光的詞，寫上，盡管還不知道怎么安排字句。

一天，兩天。短短的不到一千字的頒獎詞，這之前已經(jīng)花了兩個禮拜，現(xiàn)在還有三天。

結果卻相當不錯，朱波在三天之后收到了第二稿。他拿著薄薄的兩頁紙，覺得很滿意，像根本沒有說過惡言惡語一樣，連聲夸獎。

《感動中國》第一屆的頒獎詞就這樣出爐了。因為是第一次舉辦晚會，太多頭緒，太多事務，朱波來不及向梁建增匯報。梁建增在晚會現(xiàn)場第一次聽到按照他的想法寫下的頒獎詞，覺得這次實驗很成功。

第一屆《感動中國》獲得了成功，頒獎詞開始廣為人知。有人把這不到1000字的內容放到互聯(lián)網(wǎng)上，頒獎詞作為一種文體初露端倪。

頒獎詞作為《感動中國》的一項必要元素確定下來。梁建增覺得頒獎詞還有改善提高的空間，所以他有空的時候還會過目，而且要求越來越高。

2004年，劉波轉到《東方之子》欄目工作，頒獎詞撰稿的任務轉到劉凱頭上。劉凱和劉波一樣，同樣是吉林人，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朱波慶幸自己在沒有創(chuàng)辦《感動中國》的時候，不明所以地把這二位招致麾下，現(xiàn)在全派上了用場。

樊馨蔓對頒獎詞撰稿人的印象很深，她說：“劉凱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每年籌備《感動中國》的過程中，他做很多事，但最重要的是每年的頒獎詞。他寫得很好的，每年我們都記得，《感動中國》開始籌備的時候，他是每天樂觀謙遜的一個人，可越到后面，他的話就慢慢地少了，笑容也沒了。他的笑容和截稿日期是成正比的。我們問他要稿，他不做聲，苦笑著，頭一下子垂下去。最后我們就催逼他，從一開始：‘劉凱老師，你的才華什么時候橫溢??？’到最后就直接沖他吼：‘劉凱，還有五天啦！’之后他就失蹤了。人也找不到了，打電話給他也不接。直到他面帶微笑再出現(xiàn)在我們面前，我們就知道，頒獎詞一定是寫好了?！?/p>

寫好，只是初稿，從初稿到成稿要經(jīng)過最少十幾次的修改。有時候，甚至是幾十遍。最早寫下的文字，可能會蕩然無存。劉凱免不了要經(jīng)歷劉波一樣的痛苦，精心構造的文字堡壘，被同事們摧毀，然后重新來，再摧毀，再來。當然，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堅固，更精巧。

節(jié)目一進入后期，朱波和梁建增之間熱線電話保持暢通，其中很多是在討論頒獎詞的某個字。改好了，行還是不行，夠不夠好？梁主任給了意見，大家再討論，不行，再討論。

一個字一個字地推敲，一個人一個人地摸索。漢字仿佛成了細小的兒童玩具配件，不同的形狀、材質和色彩，千百次的重新安排，拆掉，隨手拈來一個，不用看就知道能不能用，大家一直在努力，在五千多漢字中尋找最合適的那一枚。

中央電視臺副臺長羅明是個對文字很敏感的人，《感動中國》成為電視臺重視的大項目，新出現(xiàn)的頒獎詞引起了他的注意。

朱波回憶說，有一年的頒獎詞羅明臺長提出顛覆性的意見，他希望更短。再短？大家心里都沒底了。羅明說，沒關系，過幾天，我改好了給你。

這一年的詞，基本上是羅明重新起草的。當時的情形非常有趣，朱波說，以往，都是我們寫完了，交給臺長審定，但這次，是他拿著詞給我看，特別的謙虛，簡直可以用“謙卑”來形容。他說：“你看看，我這詞行嗎？”然后我們認真看，看了以后提意見。雖然寫作的人是臺長，是我們的領導，但現(xiàn)在他是以作者的身份，而不是以領導的身份提問，我們就放心大膽地說：“嗯，這個地方還不夠?！绷_臺長也真的以作者的身份問我們：“哦，那行，您說怎么改？”他當時的態(tài)度讓我記憶特別深刻，極為少見。

因為節(jié)目組十年堅持對文字的高度凝練和準確的要求，頒獎詞開始成為一種文體慢慢流行開來。中學語文教育者開始發(fā)現(xiàn)了頒獎詞的價值，他們嘗試著把精彩的部分作為語文的范例講授給學生，仔細分析創(chuàng)作的意圖、手法和其中隱藏的文字細節(jié)。有文字愛好者收集了每年的頒獎詞，反復咀嚼討論，甚至寫出評論，發(fā)表在各類雜志上。2010年，華東師范大學的一位研究生專門以《〈感動中國〉頒獎詞的語言藝術研究》為題，寫下超過四萬字的論文，并由此獲得碩士學位。

《感動中國》頒獎詞成為頒獎體文字的濫觴。但無論是什么，總有它自己的生命軌跡。一種文體要從最初的清新到成熟，再到極致燦爛，必然會形成套路，最后會成為陳詞濫調。節(jié)目組對這個倒不擔心，他們覺得，頒獎詞再優(yōu)美精致，也是感動人物的附麗。記住的文字可能會被淡忘，感動你的人也可能會離開，但《感動中國》所傳播的感動精神會永遠流傳下去，只要人類存在，感動就不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