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中國史上不少天姿聰慧而又具備政治敏感的知識分子一樣，龔自珍在天下人昏昏欲睡之時，率先察覺到了社會總崩潰的危機不可避免。但是，盡管他自視甚高，他其實也沒法給這個奄奄一息的國家開出有效的藥方。

林則徐是與龔自珍生活于同一時代的另一偉大人物，多年來，在字正腔圓的教科書里，這位嚴肅的偉人被我們視為民族英雄加以膜拜。和龔自珍來往較多的朋友中，就有后來謚號文忠的林則徐。林則徐長龔自珍八歲，卻早于龔自珍十八年中進士。與龔自珍身處閑曹郁郁不得志相比，林則徐中進士后即進入龔自珍夢寐以求卻無法夢想成真的翰林院。作為高級干部的儲備，林則徐從翰林院外放后，很快就升任為總督這樣的封疆大吏，而龔自珍仍然在京城做一個有之不多無之不少的小京官。

當林則徐被道光任命為欽差大臣，前往廣東禁煙時，龔自珍以為自己為國效力，施展自身才華的機會到了。因為林則徐是他的朋友，而且是對他的才華表示欣賞的朋友，為此，他在林則徐赴廣東前，寫了一篇《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在這篇文章里，龔自珍為林則徐出謀劃策，并希望他以兩年為期，能夠“使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后歸報我皇上”。除了紙上的議論風生，龔自珍更大的心愿是跟隨林則徐一起去南方。但是，林則徐回信拒絕了龔自珍：“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那么，林則徐不愿帶龔自珍同去廣東的“有難言者”到底為何呢？

林則徐與龔自珍地位懸殊卻能成為朋友，在于他們互相欣賞，但互相欣賞之外，他們有著本質區(qū)別：林則徐是名臣，是段玉裁曾勉勵龔自珍為之奮斗的名臣；龔自珍是名士，是被段玉裁告誡過勿愿為之的名士。作為名臣，林則徐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忠臣：干練，嚴謹，廉潔；作為名士，龔自珍尖銳，疏狂，偏執(zhí)。一個身負皇上重托以公忠體國自詡的名臣，必須考慮一旦有這么個口不擇言，早已被視為官場刺兒頭的名士在身邊，將會對自己要做的大事產(chǎn)生什么樣不可估量的影響。換言之，林則徐對龔自珍的異見抱有充分的戒意，雖然這種戒意不帶任何敵意。因而，即便龔自珍寫下的對策真的是有的放矢，謹小慎微的林則徐也不一定會帶上龔自珍。更何況，龔自珍的這篇序文里寫下的對策，其實并不見得就有多么高明。比如，他提出要斷絕和西方國家的一切經(jīng)濟往來，以免國內(nèi)白銀外流；又比如，他認識到火器的重要，卻建議林則徐按照兩百年前明朝胡宗憲的《圖編》進行仿制。諸如此類，都證明了龔自珍雖然最先意識到衰世的不可避免，雖然有拯救衰世的理想與愿望，卻不具備拯救的才干與能力。對落入時光中的每一個人來說，無論他是怎樣不世出的偉人，其實都生活在局限中。唯有局限，方才成其偉大。

在舉世皆醉的混濁時代，最大的痛苦莫過于做一個清醒的旁觀者。“憑欄一片風云氣，來作神州袖手人。”陳三立的憤激之語，同樣適用于龔自珍。當龔自珍在1839年暮春，雇了兩輛驢車，一輛拉著他的詩文，一輛自坐，黯然離開生活了將近二十年的京師時，這個年方四十七歲，卻已走進生命暮年的詩人已然明白，他這一生，已經(jīng)遠離了外祖父愿望中的名臣與名儒，而淪為一個不折不扣的詩酒自娛的名士。此后的他更加絕望和輕狂，詩與酒，美人與劍，這些物什伴隨了他孤寂的晚年。他時常把酒狂飲，語出驚人，有時則登高極目，涕泗縱橫，觀者莫不動容。正是目睹了治世不可再而衰世不可免的宿命，這位狂者開始極端地呼吁：那就讓天下大亂吧。面對這個既沒有才相才將，甚至連才偷才盜也沒有的病態(tài)時代，龔自珍因為清醒和先覺，遠比那些簫鼓笙歌里的醉者更為苦痛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