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如陳伯達所言，他關(guān)于“百家爭鳴”，原本只是“偶然的興會所至，甚至只是片言只語”罷了。筆者在1939年1月20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上，查到陳伯達的《中國古代哲學的開端》一文，其中便有“萬花怒放，百鳥爭鳴”這樣的“片言只語”。那段話是這樣寫的：

我們先人偉大的智慧，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有如萬花怒放，百鳥爭鳴，其中最珍貴的，值得我們向世界人類夸耀的，且將與人間共不朽的，就是關(guān)于唯物論和辯證法的思想，而我們現(xiàn)在就要特別把它們發(fā)掘出來。

在毛澤東身邊，陳伯達只是扮演謀士的角色。他確實充其量只能提出“片言只語”的建議，定之為方針，唯有毛澤東才能決斷。為了說明這一點，陳伯達舉了一個例子：

毛澤東同志勇于接受任何一個普通人的意見。不管是誰提出的，毛澤東同志的態(tài)度，對的就是對的。比如，停辦農(nóng)村公共食堂的問題，原來是廣東一個省委書記安平生同志說了一個普普通通的復員軍人提的意見。毛澤東同志看到了這個復員軍人談話的簡單記錄，立即批復交各省負責同志在廣州開會時討論，記得列為這一次會議討論的第一號文件。隨后，這次會議做出了“六十條”的決議。一個普普通通的復員軍人的意見，就這樣解決了當時在全國已成為難題的問題。

至于在懷仁堂演出的那一幕，康生和陳伯達各懷心思：康生當著那么多人說，“百家爭鳴”是陳伯達提出來的，他不是在“表揚”陳伯達，卻是把陳伯達放在火上烤。因為康生知道毛澤東不悅于聽見這類話——盡管毛澤東本人也說過類似的話，但他本人如此說則無所謂，別人當眾談?wù)撚质橇硪换厥?。陳伯達亦深知毛澤東的心態(tài)，生怕冒犯虎威，趕緊遞條子給康生，矢口否認他曾提出“百家爭鳴”之事，作當眾更正，以便一筆勾銷。陳伯達的這種心態(tài)，一如他在為毛澤東起草文件之后，總要銷毀自己的手稿一樣——他總是在提防著什么，因為那回斯大林給他敬酒所造成的嚴重的事態(tài)，已經(jīng)深深烙在他的心中。

陳伯達和康生同為毛澤東的謀士，各有各的一套心計。

只是毛澤東在1956年4月28日隨口說了那幾句話，而那幾句話被記錄在案，所以人們過了30多年才從檔案中查到，略知事情的真實經(jīng)過。在調(diào)查者面前，陳伯達才曲曲折折地作了答復。陳伯達是在儒家思想、“孔孟之水”中泡大的，他深知“位尊身危，財多命殆”、“上無常操，下多疑心”的道理，不能不謀求韜晦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