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答李翊書》說得很實在：“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笨梢姟俺翛]在文字海里”的互文式寫作，消極地說，乃是文學(xué)發(fā)展到相當(dāng)程度之后不得已采取的普遍方式，絕非“多喝點唯一的源泉”就能解決的。我們由此方可以理解，為什么鐘嶸批評用典的那番話語對于后世詩人并沒有起多少警醒作用，詩壇上常見甚至盛行的，還是嚴(yán)羽所譏評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xué)為詩”，不僅南朝如此，唐、宋亦如此，明、清仍復(fù)如此。而且，互文性的程度之高、表現(xiàn)之妙，往往成為衡量詩人成就的一個重要標(biāo)準(zhǔn)。如果消極地看待用典在詩中的價值，我們就將失去大半個杜甫，差不多整個的李商隱，還有詞中的周邦彥、姜夔、吳文英，等等。他們的寫作，真如《宋書·謝靈運傳論》所謂“縟旨星稠，繁文綺合”。如果不將他們置于整個的文字海中，就無從說明他們的成就。

何況，從積極的意義上來講，詩文里的用典“在在顯示出古典作家試圖把時間上的‘過去’拉向‘現(xiàn)在’的一種自覺，使得‘過去’能與作家當(dāng)下所屬的‘現(xiàn)在’具有一種‘同時代性’（contemporaneousness），并且以此喚起造就一種文化上的集體意識。”這揭示了互文性一個詭譎的特點：我們共時地看待一切聯(lián)系著的文學(xué)作品，要多于歷時地看待它們。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意義不可能孤立地得到說明，只有在與其他作家或作品的關(guān)系中才能體現(xiàn)，不管其他作家作品在此前還是在此后。甚至，先前的作品會因后起者而獲得生命。這就是巴特所謂“常套的延伸，源起的顛倒，先前的文從后來的文中逸出來的從容不拘”。蒂費納·薩莫瓦約說得好：

互文性沒有時間可言；互文性排列文學(xué)的過去不是參照一段歷史的順序，而是參照一段記憶的順序。這種記憶的激發(fā)基本對應(yīng)了接受美學(xué)所探討的“視野融合”的概念：在閱讀中，時間改變了性質(zhì)，閱讀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跨時”的存在。

最后，說到底，鐘嶸的《詩品》本身也是一部闡釋“互文性”的批評經(jīng)典。如果以為鐘嶸推崇“直尋”的寫法，他就一定會把生活看作是寫作的源泉，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鐘嶸最熱衷的是細辨諸家的流別，其基本的批評模式是“其源出于某某”。從漢到齊、梁的一百多個詩人，鐘嶸幾乎一一指出了他們的詩之所祖。這是另一重意義上的，即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式的互文性：“它從巴特那個由無數(shù)匿名引文組成的文本空間，轉(zhuǎn)向由弗羅伊德家族檔案組成的詩歌傳統(tǒng)”。鐘嶸追源溯流的努力，恰好印證了T. S. 艾略特的如下說法：“假如我們研究一個詩人，撇開了他的偏見，我們卻常常會看出：他的作品中，不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個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輩詩人最有力地表現(xiàn)他們的不朽的地方?！?/p>

原載《外國文學(xué)評論》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