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唐還不想改換話題。讓每個人——雷、我、他的妻子——都感到尷尬的是，唐馬上拿起電話，撥了號碼，把聽筒遞給我，要求我和他的編輯說話——他給法拉、斯特勞斯與吉魯特出版社的羅杰·斯特勞斯打了電話——問他唐納德·巴塞爾姆實際上是否出過暢銷書。于是，為了和這個玩笑達成一致，我問了羅杰·斯特勞斯，唐是否出過暢銷書。對我來說，這有點沒有必要。我那時還不認識羅杰·斯特勞斯。在我生命的那個階段，我?guī)缀趼牰紱]聽說過這個人。他告訴我說沒有，唐沒有出過暢銷書。

我?guī)ег箚柕溃?ldquo;他沒有？從來沒有？我以為……”

好幾年以后，我才見到電話里另一端的那個人。他就是傳奇人物羅杰·斯特勞斯，屬于紐約最出色的出版商之一。羅杰冷淡地說：“沒有。他從來沒有。請把電話給唐，我要和他說話。”

當然，很難說唐納德·巴塞爾姆是我的“導師”——我很清楚，他很少讀我的作品，很可能一本都沒讀過，只讀過小說集中的短篇小說，像《歐·亨利獎得獎短篇小說》，或者像《哈潑斯》和《大西洋月刊》這些雜志。那上面有我們倆的小說。（我的小說發(fā)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發(fā)表在《紐約客》上，但不是很經(jīng)常。在這雜志上，巴塞爾姆極端“試驗性”的短篇小說已經(jīng)成了定期發(fā)表的東西，和對手約翰·厄普代克精心創(chuàng)作的“傳統(tǒng)”短篇小說分庭抗禮。如果唐現(xiàn)在還活著，看到喬治·桑德斯已經(jīng)以他熟練的、精心策劃的、受巴塞爾姆啟發(fā)的美國哥特式超現(xiàn)實主義短篇小說霸占了他在《紐約客》的版面，他將會多么沮喪呀……）至少在我面前，就像那很不舒服的七月里炎熱的那天，我們在維利奇吃午飯的時候一樣，唐納德確立了自己某種烈士的地位——才華橫溢、打破舊習的試驗派作家，同時又是我們中間最堅強的作家，這似乎是很重要的。他的書銷量本該很好，賣得卻不盡人意。和唐納德·巴塞爾姆的社會交往，是嚴格以巴塞爾姆的條件來進行的。

我寫這篇文章時是2008年12月。如果唐還活著——他是1989年因癌癥去世的——他就有七十六歲了。巴塞爾姆的鋒芒很可能到這時候已經(jīng)減退了。很可能連納博科夫都不會被當成對手，而只是同仁、兄弟或者朋友了。

朋友。談到我來自西部的老鄉(xiāng)——也成了紐約人的約翰·加德納，我便用更友好、更放松、更友善的措詞。他在他的文學雜志《MSS》上發(fā)表了我一篇早期寫的題為《希爾太太之死》的短篇小說。他還把我當成像他一樣的“主要美國作家”之一，這使我有點不好意思。即便如此，那也不能說約翰·加德納就是我的“導師”。約翰是唯一會很嚴肅認真地讀我的作品的作家朋友，我既對此感到受寵若驚，又感到忐忑不安。有時候，約翰似乎很把我的書當回事，幾乎就像對他自己的書一樣。他的榜樣似乎是上了年紀的、善于說教，還有點令人生厭的托爾斯泰意味：藝術必須是道德的。另一個榜樣可能是熱忱的改革家馬丁·路德。因此，約翰把責備、評論、批評我當作自己的責任——他特別批評了我的“悲觀主義”——我“悲觀的生活觀”。把我列入他稱之為“道德小說”的堂吉訶德式的寫偉業(yè)的作家行列，正是約翰的希望——參見傳道式的《論道德小說》（1978）。比如，我的下一部小說應該是約翰年輕的女兒可以讀的，而后會留下“生活是值得的”這種感覺的書——約翰這么爭辯著。他很嚴肅地堅持他的觀點，把幾乎沒動過的食物盤推到一邊（還滴著血的、厚厚的牛里脊肉），一杯接一杯地喝著蘇格蘭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