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的文學是有戰(zhàn)斗性的，許多人不知。躺在商業(yè)操縱的亢奮閱讀和假想的小資情調中寫作，你的對手正在傷害到你。對文學在社會的腐敗和失真的現(xiàn)實中的掙扎綁架，渾然不覺。弱者永遠在冰冷的拒絕中茍活，而某些惡行像鐵一樣存在泛濫，惡得到縱容和默許。作為底層的幸存者，他們卻能忍受步步緊逼的掠奪與欺騙，在別人早就劃定的秩序中，在遙遠的地方，在傳媒永久失聯(lián)的角落活著。如果偶爾出現(xiàn)，他們不會太妙，要么成為烈士，比如救人；要么成為死者，比如腳手架坍塌；更可能會成為被抹黑的惡棍、刁民、襲警者、抗法者、暴徒。但是，如果他們學會了不與權力和統(tǒng)治者的法律靠近，與運氣保持良好的關系，他們會有自己的生存率。而且他們獲得簡陋幸福的來源會有很多，會直接向山川荒野索取，不會麻煩他人，不給政府添堵，不會礙人眼目。有時候，作家想到此，雖然會悲痛，但也有最為深切的祝福。這本來是一些生命的卓絕之處，我們連點贊的地方都沒有。他們不會進入我們的眼簾。我們系著安全帶，只盯著紅綠燈，盯著桌上有否增加“三高”概率的食物，盯著利益的流轉和那些對我們有用的人，心中盛滿盤算。

文學依然忍辱負重，沉默的寫作者，在用帶著熱量的文字戰(zhàn)斗，他們想盡辦法，用文學賦予的一切權利，比如象征、隱喻、犀利的思想和反諷的言辭來完成反擊，表達他們的嚴正立場和使命，但這是一個人的血性所決定的。

如果我不寫作，我可能只是一個網絡的旁觀者、潛水人或老憤青，要不就喝上一杯蒙頭大睡，在渾渾噩噩中享受體制帶給我的虛假名聲，并且堂而皇之地笑納。體制不會讓我過得很差，工資并不比下崗工人低，待遇不一定比公務員孬，可以喝恩施綠茶，喝毛鋪老酒，也毫不留情地在天貓上下單，購買名牌贗品。但是，作家擁有了一支筆，就像一個人突然有了一支槍。要么作惡，要么行義。作惡打家劫舍，行義殺富濟貧。槍的作用也就這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