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怕人家說她有“地富思想”，卻終于逃脫不掉。小說受到詰難，正是由于它所體現(xiàn)出來的“政策”，與官員腦子里的“政策”不相符，作者從生活出發(fā)，官員從政策條文出發(fā)，而政策也在不斷變化調整中，且會有或“左”或右之誤，以“政策”來苛求作家，創(chuàng)作就實在太難了。

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說，像土地改革這樣改天換地的革命，“發(fā)生這樣那樣的偏差恐怕是在所難免的，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一直在緊密地跟進和改進、盡可能地糾偏和糾錯。也因此，伴隨著土改運動而同時進行的土改敘事，就是一個政策性極強的重大政治題材，它既被迫切地需要著又不能不慎重從事。既然‘茲事體大’，則不論《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還是《暴風驟雨》的寫作與出版，雖然都出自久經考驗的左翼名家之手，卻都不可能是一個單純得只由作家個人獨立為之的純文學行為”，“解放區(qū)文學發(fā)展至此，已不僅與革命政黨的政治緊密結合，而且與其政策密切配合，這事實上將成為即將建立的新國家對文學的一種制度約束，而不久之后的事實也將證明，這種約束即使對革命的左翼——解放區(qū)作家來說，也將是難以持久忍受的束縛，而勢必制約新中國文藝的發(fā)展”。

《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對于丁玲，是她創(chuàng)作的又一個重要轉點。延安整風讓她懂得了，作家不是自由職業(yè)者，而是黨的文藝工作者，文藝不是飯碗，首先是黨的工具、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武器，丁玲懂得了在創(chuàng)作題材和表現(xiàn)手法上要堅持為工農兵的方向，而《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寫作實踐讓她進一步懂得了，光有方向還不行，光有生活還不行，還要懂得政策，要按照黨在不同時期的政策來分析生活處理題材。她越發(fā)明白了中共“黨管文藝”的管理體制，腦袋里的框框和顧慮就越多，下筆就越滯，《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開始寫得流利順暢，她感受到創(chuàng)作的愉悅，后來她為“政策”苦惱，甚至于不知如何是好，無所措手足，而再后來的《在嚴寒的日子里》，盡管她預留了一些很好的素材，卻一改再改，始終不順，原因也正在于此。

從1947年6月到9月，丁玲又“寫了三個半月，送走了整個夏天”。這部小說“原計劃分三個階段寫，第一段是斗爭，第二段是分地，第三段是參軍”，這時她只“用較大的力量寫完了第一階段，鬧斗爭這一部分”。陳明謄抄復寫，吳小武和邊區(qū)銀行的秋晴姑娘也幫助謄抄了一部分。丁玲想找個人看看，提些意見，這個人應該又是內行，又對書的出版有幫助，第一個就想到周揚，他是文藝理論家，又是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掌管著華北解放區(qū)出版大權。除了陳明，周揚是這部書稿的第一個讀者，他看到書稿的時間是194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