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曾非常積極地宣傳瓦格納音樂，首先是他已經堅決而敏銳地走在了感受瓦格納音樂的深刻意義的個別先行者的行列里。他深深地感到：“除了瓦格納的音樂能讓我得到最純粹、最寧靜的快樂之外，我想不出還有什么其他的途徑能讓我獲得這種快樂，盡管瓦格納的音樂肯定不是時時刻刻都表現平靜和幸福，而是相反，更多傳達的是離奇可怖的地下之力，人類的種種行為和怪異之舉，隱藏幸福中的痛苦煎熬，以及一切人類幸福的有限性。因此，從這種音樂中輻射出來的魅力必定是寓于它向我們訴說的方式之中。如果我們考慮到那些他似乎特別樂于營造的恐怖場景、那些沖突和災難的場面的話，就不難看出瓦格納是怎樣一種人，他的行事方式是什么，以及它的音樂對他來說意味著什么。世上沒有任何詩歌能包含比沃坦與齊格弗里德的關系更美好的東西——沃坦的愛，他的強迫性的責無旁貸的敵意，以及他的純粹的毀滅喜悅，都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所有這一切也都象征著瓦格納自己的天性——熱愛那些使人得到救贖、審判和毀滅的東西，并以真正神祇般的大手筆將其釀成鴻篇巨制。”

為了建好拜羅伊特劇院，瓦格納協(xié)會邀請施泰恩教授撰寫了《報告與呼吁》，在1873年底送發(fā)到全國4000家書店和音樂商店，但沒有一家給予重視，只有在基森的幾個學生為之捐獻了幾個塔勒。而尼采卻是極少數寫出了呼吁書的人之一，他呼吁道：“須知，‘拜羅伊特’一詞的含義不僅僅指的是一幫懷有某種特定音樂情趣和報負精神的特定之人，而是包含我們整個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歷史和未來的文化走向。不僅如此，事實上，它還遠遠超越了德國的疆界，而向著世界各地的所有那些準備進行嚴肅思維和積極參與的人們發(fā)出了呼吁，向著所有那些真心想把戲劇藝術崇高化和凈化的人們發(fā)出了訴求。它真正體現了席勒的精辟預言：在未來，更崇高形式的悲劇將從歌劇里誕生、成長。這座尼伯龍根似的龐大建筑的四角各有一座高大的塔樓，它從地面上拔地而起，赫然矗立，和著它的創(chuàng)造者賦予它的節(jié)奏，在德國人民有責任心的代表們面前閃耀著德意志民族的精氣神。被如此奠基了的這場運動，其前途之遠大，其遠景之廣闊，其展望之豐富，豈是吾等之輩所能預見得了的？”

之所以能與瓦格納產生親密關系，除了以從音樂哲學高度產生的認同作為基礎外，尼采對瓦格納夫人柯西瑪的極度好感也許也是一個原因。乃至有的研究者認為尼采暗戀著柯西瑪。

的確，柯西瑪，這位李斯特的私生女，這位著名指揮家彪羅的前妻，這位后來成為瓦格納妻子并成為瓦格納音樂事業(yè)的強有力捍衛(wèi)者的女性，確實有著非同一般的氣質、性格、能力。她在奧地利的祖母和頻繁更換的家庭女教師的教育下長大，忍受著“既沒有父親，又沒有母親”的痛苦，成了家庭關系的犧牲品。因為沒有足夠的外在魅力，柯西瑪得到了“仙鶴”的綽號，而她極善于通過巧妙的自我控制和一種早熟的法國喜劇的激情來補足自己外在的欠缺。尚在少女時代，柯西瑪就將自己當做瓦格納樂劇《湯豪塞》中的女主角伊麗莎白。當她與年齡大自己24歲、在年齡上足以成為她的父輩的瓦格納相處的時候，她常常以禁欲來讓瓦格納對所犯的各種錯誤進行懺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