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元代平話的地位 魯迅認為，宋元白話小說的出現(xiàn)是中國小說史上的一大變遷。① 誠然，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唐以前只有文言小說，唐傳奇“小小情事， 凄婉欲絕’“，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洪邁《容齋隨筆》)②它們代表著 中國文言小說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宋元以后雖然文言小說仍然不斷產(chǎn) 生，但其藝術(shù)成就和影響卻遠不及唐傳奇。元代以后通俗小說開始興 ’ 起，明清時巨著疊出，通俗小說就成為更受人關(guān)注的作品，其成就和影 響遠遠超過了文言小說。而在中國古代小說由文言小說高峰向白話 小說高峰的過渡，正是發(fā)生在宋元時期。文言小說是怎樣衰落的，更 重要的——白話小說是怎樣興起的，是中國小說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問 題，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處在開創(chuàng)時期的元代通俗小說，其成書過程、面貌、特點對后代通 俗小說的影響是根本性的。清楚地了解此期的白話小說，我們才更能 明晰明清小說的特色和成就，更能理解明清小說的歷史貢獻。 研究宋元的白話小說，首先遇到的是文獻問題。學術(shù)界一般認 為，宋代就有話本，即說話人的底本，它們是早期的白話小說或其雛 形。在這種認識影響下，研究者普遍相信宋代有白話小說或者其雛形 的話本。搜尋宋代話本花費了許多學者多年的精力，卻依然一無所 獲。孫楷第在《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里列出了很多宋代話本的題目，但 這只是來自于宋代說話人表演的題目，并沒有真正的作品存世。胡士 ①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8 月版，287 頁。 ②轉(zhuǎn)引自張友鶴《唐宋傳奇選·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4 年版。2 元代平話研究 瑩制定了八個標準來推斷明代刊印的 40 篇白話短篇小說是宋代話 本①，可這也只是一種推斷，其所謂宋元小說家話本，實則只是由宋元 說話人口頭創(chuàng)作而由明代小說家編寫的作品。由于個人，才力不同，明 代人編寫的作品與宋代口說故事其實已經(jīng)有天壤之別。所謂的短篇 小說《碾玉觀音》等目前學術(shù)界認定的宋代白話小說，實際上明擺著是 明代晚期馮夢龍的作品，只是小說的內(nèi)容題材來自宋代流傳的故事， 留下了一些與宋代有關(guān)的思想痕跡而已。后人在編寫先前說話人的 故事時，常常增刪改編，到了最后成書的晚明，離宋代滅亡已經(jīng)三百多 年了，怎么還能認作是宋代作品呢? 講史平話的斷代也是一個疑問。盡管許多學者在努力證明《五代 史平話》等作品為宋作，可是它們顯然不刊刻于宋代，胡士瑩已經(jīng)說明 了這一點。② 章培恒在《現(xiàn)存所謂的“宋話本’》一文中，認為現(xiàn)存的宋 話本都是靠不住的。③ 美國學者韓南對早期的中國小說做過很多考 證和搜尋，結(jié)果也證明所謂的“宋元白話小說’只能說是明代中期以前 的作品④，到底早到什么時候，是無法確知的。 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哪一部白話小說可以坐定為宋代作品。宋代 白話小說沒有文獻依據(jù)，在此之上所作的評論和得出的論點就毫無說 服力了。 相對于靠不住的“宋代白話小說’，元代白話小說的文獻依據(jù)卻很 堅實。目前可靠的元代白話小說的資料至少有《新編紅白蜘蛛小說》 和“虞氏新刊全相平話五種’。這是目前可以斷定年代的最早的通俗 小說刊本。 就歷史小說的改編來看，從元平話到明中期的歷史演義，再到明 晚期的其他歷史小說，已有天壤之別。那么元代的短篇白話小說，與 明代中期的“六十家小說’會一樣嗎? 只要看看明代中期的“六十家小 說’與晚期的“三言"是否一致就可以明白。馮夢龍等人是杰出的通俗 小說作家，他們對前代流傳的故事進行了大量的修改，即使有所謂的 ①見《話本小說概論》第七章“現(xiàn)存的宋人話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5 月版， 195—234 頁。 ②見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5 月版，713 頁。 ③章培恒《現(xiàn)存所謂的“宋話本’》，見《上海大學學報》1996 年第 1 期。 ④[美]韓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和《宋元白話小說：評近代系年法》，見王秋桂 編《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 1979 年版。3 “宋元舊本’為依據(jù)，但已經(jīng)和宋元舊本完全不同了。從元代的“新編 紅白蜘蛛小說’，到明中期的“六十家小說’，作品面貌變化很大；再發(fā) 展到“三言’，改變就更多。因此，我們今天比較《新編紅白蜘蛛小說》 與“三言’里的《鄭節(jié)使立功神臂弓》，就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差別不啻霄壤。 同樣在講史類題材小說中，從元代的《武王伐紂平話》到明代中期的余 邵魚《列國志傳》，變化已經(jīng)很大；再到馮夢龍《東周列國志》，就已經(jīng)與 《武王伐紂平話》完全不同了。從元代到明代中葉再到明代晚期，白話 小說發(fā)生了兩次巨大的進化，以明代晚期的白話小說作品來分析元代 白話小說固不可取，更不能以之對宋代白話小說進行分析。 為什么研究者寧肯相信“三言"中的許多優(yōu)秀作品是宋代話本，而 不愿意討論時間離宋代更近的元刊“新編紅白蜘蛛小說’等書呢? 說 到底，大家認為宋代話本的藝術(shù)成就應該是很高的，不會像《新編紅白 蜘蛛小說》那樣粗率簡略?？墒菦]有可靠的文獻為依據(jù)，怎能先人為 主地認為宋代的話本就必然很優(yōu)秀呢? 從道理上來看，白話小說的總 體發(fā)展趨勢是后代比前代要進步，總不至于宋代就出現(xiàn)了這樣的作 品，到明代中葉還不如宋代，而到了明代晚期又出現(xiàn)了像宋代那樣的 作品吧! 由此看來，應該是我們誤解了“宋代話本"，其實宋代根本不 會有像“三言’里的白話小說那樣的“話本’! 終于，理解宋代話本含義的契機出現(xiàn)了，Et本學者增田涉通過考 證，認為宋代話本的含義是“故事’①，故事可以是口傳的，并非一定有 文本，并非是白話小說。就是說，宋代話本并非是指宋代白話小說，宋 代話本的說法并不能成為宋代存在白話小說的依據(jù)。 如果正視文獻記載的話，我們應該有這樣的印象：宋代的說話是 很發(fā)達的，而書面的白話小說卻沒有依據(jù)；元代才有了粗糙簡略的白 話小說，宋代應不會有比元代更發(fā)達的白話小說。也就是說，元代應 該是白話小說產(chǎn)生的時間。我們研究白話小說的形成，應該從“粗糙" 的元刊作品人手。 從現(xiàn)存文獻看，大致可以認為，宋代是說話高度繁榮的時期，是白 話小說的準備期，因為白話小說直承說話而來；而元代才是白話小說 的第一期，其最可靠且為數(shù)不少的依據(jù)就是元刊平話?？磥?，魯迅所 ①[日]增田涉《論“話本’的定義》，譯文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第3 集，臺北： 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 1981 年版。4 元代平話研究 謂的“小說史上的變遷’是由宋代和元代兩個時代共同完成的，并非在 宋代就已經(jīng)完成。宋代口頭創(chuàng)作故事，元代編寫刊印故事文本。 我們重視宋代說話人的口頭創(chuàng)作，是他們淺俗生動表演的無窮魅 力，使人們萌生了用白話記錄故事和編寫故事的靈感。元人用筆將這 些通俗故事記載下來，并開創(chuàng)性地編成小說予以刊行，使中國古代小 說揭開了嶄新的一頁。白話小說的產(chǎn)生過程漫長而艱難，白話故事從 口頭創(chuàng)作到編寫刊印經(jīng)過了一個極大的飛躍，這個飛躍完成的標志就 是平話。鄭振鐸在《三國志平話》發(fā)現(xiàn)后評價說： 這部“虞氏新刊”的《三國志平話》的發(fā)現(xiàn)，在中國小說史上確 實一個極大的消息。并不是說，我們發(fā)現(xiàn)了一部久已淪沒的偉大 的名作。這部書實在夠不上說是名作，然其關(guān)系，則較一部大名 作更為重要。最可注意的是，這部“平話’的發(fā)現(xiàn)，一面使我們得 以窺見元代通俗文學的真實面目與程度，一面使我們格外的相 信，中國小說的歷史原是極為悠久的。① 平話的研究價值在于其時代標記性。具體說來，作為實現(xiàn)中國小說史 上巨大變遷的見證，元刊平話的研究會使我們對這個歷史性的變遷有 更深刻和客觀的認識，我們還可以研究元刊平話的特征對后代章回小 說的影響、中國章回小說的許多特性與說話伎藝有何關(guān)系等等。 當然，敦煌文獻里有五六篇俗講如《韓擒虎話》等，被學者視為“話 本’小說。其實它們與平話等通俗小說的區(qū)別很大。首先，敦煌遺書 以佛教文獻為主，為數(shù)不多的俗講故事寫本只是佛教文獻中的一個點 綴，依附于佛教活動而存在；而平話是通俗讀物，直接作為娛樂的商品 流通，其本質(zhì)是通俗文學。其次，敦煌文獻里的俗講故事寫本篇幅有 限，作為抄本，閱讀流傳范圍也不廣，影響也有限，它們到宋代就無人 提及了；而平話六種四十余萬字，作為刻印本，在當時廣為流傳，對后 代通俗小說的編寫影響深遠。第三，平話上承宋代繁榮的說話，下啟 明清通俗小說的創(chuàng)作高峰。變文則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消失了。 魯迅曾慨嘆說，中國歷史進化的情形，比較的慢“，使我們性急的 ①鄭振鐸《三國演義的演化》，見《鄭振鐸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年 2 月版，88 頁。人，有一日三秋之感’“，文藝之一的小說’自然也如此，新的來了好久 之后而舊的又回復過來了。① 他說的情況就適合于敦煌變文的出現(xiàn) 和消亡。敦煌的俗講寫本帶有白話小說的元素，但在宋代沒有刻印和 廣泛傳播。到了我們確信有通俗小說刻印本出現(xiàn)時，已經(jīng)是三個世紀 后的元代至治年間了。 元刊平話代表著中國小說史上第一個有文獻可征的繁榮時期，是 小說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就現(xiàn)存的文獻來說，宋元刊本是十分珍貴 的。在宋代文獻里，基本沒有通俗文學作品，元代雖有，但也不多見。 因為當時刻印費用昂貴，也因為時代距今太久，通俗小說不被重視，難 以被收藏保存。然而居然有多達二十萬余字的“平話’尚存于日本 ! 學者都知道臧懋循的《元曲選》與真正的元刊雜劇面貌差別很大，因為 有“元刊雜劇三十種’的發(fā)現(xiàn)為據(jù)。同樣有了元刊平話和《新編紅白蜘 蛛小說》的發(fā)現(xiàn)，我們也明白了明代嘉靖年間刻印的“六十家小說’殘 本《( 清平山堂話本》)也不是元代小說的原貌。只有通過元刊平話，我 們才能了解元代歷史小說的面貌與明代的歷史小說杰作《三國志演 義》等有多大的不同。 當然，作為元代小說的代表，元刊平話的文學價值也是值得注意 的。我們以元代雜劇為元代文學代表，可通俗小說元平話的編輯出版 也是當時文學的新事物，也可以作為元代文學代表。一般文學史在論 述元代小說特色時，大都以《嬌紅記》為元代文言小說的代表、以明刊 白話短篇小說為元代白話小說的代表，平話往往只被提及而不作為論 述對象。以明刊白話短篇小說為據(jù)論述元代通俗小說成就顯然錯誤， 而《嬌紅記》無論如何杰出，也只是僅存的一篇文言小說而已。充滿元 代氣息的平話被忽略是元代小說研究的疏漏?？梢哉J為，真正能夠代 表元代白話小說特色和成就的應該是元刊平話。研究元刊平話，將刷 新我們對元代小說的認識。 如果說元代雜劇是元代文學的典型代表，那么平話也應有相當而 略次的地位。因為研究者認為元代雜劇的價值高，其依據(jù)是明代《元 曲選 》；如果依據(jù)“元刊雜劇三十種’，元雜劇 的面貌就會變得粗樸 ，或 許研究者也會認為雜劇不值得研究了。同理，如果我們以羅貫中的歷 ①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見《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3 年 8 月版，268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