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需要勇氣和坦誠，要踐行，更要提議和呼喚。

傅小平：在社會轉型期，考察知識分子的精神生態(tài)，大概是一個很好的角度。只要看一下近代以來的歷史，稍遠一點我們會想到王國維的沉湖自殺。這一決絕的舉動至今想來依然震撼，其迸發(fā)出來的生命意志更是讓人肅然起敬。從現(xiàn)在披露的史料看，很多知識分子在新中國成立前后也經歷了痛苦的轉型過程，以至于他們中的很多人直到去世都沒能釋然。此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知識分子也經歷了大的思想動蕩。再后來，知識分子的轉型就特別順當了，你也提到很多知識分子從理想主義一步就跨越到了實用主義，而且在踐行實用主義理念時往往更徹底。這是為何？是否消費時代比盛行階級論的年代，對知識分子有更大的腐蝕性？

張煒：那些從理想主義一步跨到了實用主義的知識分子，顯然比比皆是。這也沒有什么奇怪的，因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本來就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多。許多“知識分子”不過是掌握了一些書上的套話，并沒有什么獨立見解。套話是各種各樣的，有的套話讓人厭棄，有的套話倒能唬人。他們講著套話，跟住勢頭，在一種勢頭下是很容易表現(xiàn)“勇氣”和“學問”的，一旦失去了勢頭的支持，他們就會轉向。有的轉得慢，有的轉得快，有的連“五分鐘的機會主義”也搞，這哪里是什么知識分子！究竟是不是知識分子，不要看受了什么教育有了什么著作，而是要看他能否始終如一地堅持真理，是否能夠反省和批判自己，是否擁有獨立思考和創(chuàng)造發(fā)現(xiàn)的能力，尤其還要看他在失去勢頭支持的情形下會怎樣。物質對人的腐蝕性怎么估計都不過分，有人在嚴酷的環(huán)境下還可以抵抗一番，一旦面對物質安怡的誘惑卻絕對受不了。這樣的例子太多了。

傅小平：贊同你對知識分子所持的廣義的理解。事實上，知識分子也并非僅僅指人文知識分子，又何嘗不包括政商界，乃至更大范圍內對社會有強烈關注的知識人。比如最近一些企業(yè)家圍繞柳傳志“在商言商”的言說就有很多爭論，有些企業(yè)家甚至因為不能茍同，憤然退出其共同的組織“正和島”。從中國知識分子的現(xiàn)狀看，對現(xiàn)實政治持何種立場和判斷，依然是定義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界點。

張煒：當然。大是大非問題考驗每一個人，也不光是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