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心的作家，你的寫作難免會觸及當下生活并對現(xiàn)實有所反映。你現(xiàn)在的生活狀態(tài)，距童年記憶中的生活已經(jīng)非常遙遠，而離所謂生活的真實又未必很切近，在這樣的情況下，你是怎樣保持對現(xiàn)實的敏感？你卓絕的想象，能克服和超越現(xiàn)實的阻隔嗎？

莫言：的確很有挑戰(zhàn)性。不管是體驗還是想象，都不能解決所有寫作的問題。比如我寫男性性工作者的時候，曾有出版社的編輯帶我去觀察過他們的生活。然而，這種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落實到寫作上，只能是浮光掠影地描寫。因為我沒跟他們密切接觸過，即使接觸了，也沒辦法獲得他們的心理體驗。所以，所謂的觀察、體驗只能解決表面性、技術性的問題，作家的限度就表現(xiàn)在這里。就像泡酒吧，我可以成天甚至連著一兩個月坐在那里“體驗”，但我不可能像十八九歲的小青年那樣真正地迷戀，而只能是一種旁觀者的心態(tài)，因為這歸根到底不是我的生活。小時候的生活環(huán)境，對我而言就不一樣，它跟我的命運緊密相連，已成了我生命履歷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作家不可能是萬能的，他只能寫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誰沒有自己的一個高密東北鄉(xiāng)呢？

作家如此，批評家也如此，一個從小在都市里長大的批評家，要說他對鄉(xiāng)土題材有多么透徹的理解，我不相信。反過來，一個在鄉(xiāng)村長大的批評家，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也不見得能對都市題材認識得多深，評論得有多到位。

然而，我想說的是，一個中年人眼里的當下社會或許未必切近，但它同樣呈現(xiàn)出一個有價值的世界。對我來說，當下的生活不僅僅是當下的，它也是激發(fā)我過去記憶的一種活力，它會賦予我過去的生活一種新的意義。如果我現(xiàn)在來寫《紅高粱》，那肯定跟我1985年三十歲那會兒寫的不一樣。當然，那時的寫作有它的價值。尤其是那種年輕人的狂妄、那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現(xiàn)在已被消解掉很多，這些都會反映到小說中來。然而，縱使生活再怎么變化，對于作家來說，他的獨立思維、他的基本價值觀會有微調(diào)，但不至于改變得面目全非。大而言之，人類再怎么經(jīng)歷大的變化，一些基本的東西即使隔兩三代人，也還是不會變的，比如愛、同情、善良這些基本的理念。我們這一代人認同，你們這一代人認同，以后的人們同樣會認同，因為這樣我們才會坐在一起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