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小平：小說人物，都以人體器官命名，就我的閱讀所及，這絕對是破天荒的一個創(chuàng)舉，可以和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媲美。不同的是，在《午夜的孩子》里，這些午夜出生的孩子都給賦予了特異功能。在你的小說里，用器官命名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能體現(xiàn)人物的性格特點和命運走向，實際上只是你假設(shè)的某地的一種風(fēng)俗。有意思的是，你小說中的陳鼻和《午夜的孩子》里面的薩里姆·西奈一樣長了個奇特的鼻子，不同的是，西奈的鼻子能呼風(fēng)喚雨，陳鼻的鼻子到后來只是讓他成了酒店里扮演堂·吉訶德的一個道具。兩相對照，看似是一種反諷。

莫言：都說賤名好養(yǎng)。在農(nóng)村，我們偶爾能看到以人體器官命名的名字，比如張眉、李耳之類，我只不過在小說中把這種現(xiàn)象擴大化了。當然，這并不是說，人體器官就是賤，但命名似乎能產(chǎn)生一種暗示，冥冥之中暗合了人物的命運走向。陳鼻之所以這樣取名，因為他可能是一個中西混血兒，長了這么一個奇特的鼻子。因為有這么一個鼻子，他后來才會陰差陽錯地成為那么一個道具。這個問題我也沒想得特明白，這樣取名不見得有什么深意，就是感覺比較有意味。

傅小平：用書信體這一歷史悠久的小說模式，是你這部新書的一大特點。這自然給小說敘事帶來了便利，或許包含了你恢復(fù)小說敘事傳統(tǒng)的一種努力。

莫言：2002年，我剛開始動筆寫這部小說時，并沒打算用書信體。當時寫的初稿是，我作為一位劇作家在劇場觀看一部舞臺上叫作《蛙》的話劇，在觀看的過程當中，我開始產(chǎn)生回憶、聯(lián)想，中間又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之后接到小說的人物原型姑姑的長途電話，她對我提出批評和指責(zé)。但寫了十幾萬字之后，我覺得太復(fù)雜了，給閱讀帶來障礙，于是放棄了，就另寫了《生死疲勞》。直到三年多前我才重新拾起這部小說，我想應(yīng)該盡量地使這部作品回到樸素的敘述上來。所以最終決定采用書信體的結(jié)構(gòu)，但是在末尾我還是用了話劇的形式，給樸素的敘述插上兩個翅膀，也為這個話劇注入了很多超現(xiàn)實的元素。

看小說的主體部分，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蝌蚪剛開始給衫谷義人寫信，就是要告訴他姑姑的故事。但信寫著寫著，他就不由自主地把自己放入進去，然后借機抒發(fā)自己的感受。到最后，講述他自己故事的沖動，甚至淹沒了講姑姑傳奇經(jīng)歷的熱情，姑姑的故事反而變成了一種附帶。

傅小平：我想，用書信體這種形式，就意味著必得給敘述人寫信或者是給寫小說找到一個強烈的動機。寫信的動機越強烈，小說就越有力量。小說中，日本友人杉古義人來到高密，拜訪了姑姑，對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鼓勵蝌蚪以寫信的方式，告訴他姑姑的故事。這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動機，但我感覺這還顯得不夠強烈。也就是說，這個動機沒有給敘述人蝌蚪非寫不可的理由。相比之下，我覺得蝌蚪以自己的經(jīng)歷“現(xiàn)身說法”，渴望悔罪，或許是一個更強烈的動機。因為他不說出來會很憋悶，說出來就自然希望有能理解他的人傾聽。遺憾的是，這不是小說的主體。正因如此，我覺得書中蝌蚪給杉古義人寫的信和他講姑姑的故事兩個部分，在形成一種間離效果的同時，也給人感覺有些游離。

莫言：說到動機，或許你還會問我為什么把寫信對象設(shè)置成一個日本友人。有人以為他的原型是大江健三郎。其實不是。大江確實就在我開始寫這部小說的那年去了我的故鄉(xiāng)，也見過小說中姑姑的原型，當時我對他說了我打算以“姑姑”為原型創(chuàng)作一部小說的想法，他也表示了濃厚的興趣，但他并不是衫谷義人的原型。因為，我和他從來沒有通過書信，倒是有過一次很長時間的對話，不過一切都要借助翻譯進行，常常是答非所問，與其說是對話，不如說是個人說個人的話。當然你可以說是大江啟發(fā)了我。其實我讓蝌蚪寫信給外國友人，也說明了一個常識。我們不會把內(nèi)心的隱秘告知自己特別熟悉的人，離自己遠的人反而很有可能成為傾訴的對象，因為他不會對自己構(gòu)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