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運動成功的迅速，顯然是連胡適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本章啟始征引了他在1923年3月12日寫給韋蓮司的一封信。信里說：“我們在1917年開始推展這個運動的時候，大家預計需要十年的論辯，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這一千年來許許多多無名的白話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賜，真可說是瓜熟蒂落！”寫這封信的前九天，他才寫完《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換句話說，他對韋蓮司所說的話，正是《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結論。

胡適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chǎn)了。從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學的創(chuàng)造時期。”這基本上是正確的。一個世紀以來，我們固然可以持續(xù)地聽到批判白話文、標榜文言文的聲浪，但今天已經(jīng)沒有文白的爭執(zhí)。如今提倡文言文，可以像是學習茶道、花道一樣的品味活動，也可以是一種民族、文化認同的標志。白話文已經(jīng)成為人們書寫的正宗，這是不爭的事實。

只是，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并不像胡適對韋蓮司所說的，是瓜熟蒂落的結果。胡適所謂白話文學運動的成功，是“拜這一千年來許許多多無名的白話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賜”。這是典型的勝利者的歷史詮釋，也就是說，從結果回溯上去，把所有過往的發(fā)展都歸為造成這個歷史必然的進程。用哲學的術語來說，這是“目的論”(teleological)的詮釋法。

事實上，即使白話文學的成功確有“水到渠成”的成分，胡適的白話文運動所遭受的抨擊也是相當普遍的。胡適在留美時期和梅光迪、任鴻雋等人的辯論，《璞玉成璧》第八章詳細討論過了。林紓的反對，胡適是可以理解的。他最不能諒解的，是同樣留美的梅光迪、吳宓和胡先骕。這三位文化保守主義者當時都在南京的東南大學任教。最胡適有所不知。留美并不表示一定不保守。留美學生當中，在政治、思想、社會上保守的人所在多有。反對白話文運動的留美學生的名單，遠比胡適想象的還要長。除了梅光迪、吳宓、和胡先骕以外，比較知名的，還可以加入劉伯明與汪懋祖。劉伯明是美國西北大學的博士，汪懋祖則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

事實上，不但留美跟是否支持白話文運動沒有必然的關系，政治、思想上的激進與保守跟是否支持白話文運動也沒有必然的關系。在這點上，1921年加入共產(chǎn)黨的惲代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直到五四運動的前夕，惲代英仍然反對白話文。比如，他在1917年9月27日的日記里說：“《新青年》倡改革文字之說。吾意中國文學認［乃］為一種美術。古文、駢賦、詩詞乃至八股，皆有其價值。而古文詩詞尤為表情之用。若就通俗言，則以上各文皆不合用也。故文學是文學，通俗文是通俗文。吾人今日言通俗文而痛詆文學，亦過甚也?！?918年4月27日，惲代英在寫給吳致覺的信里仍然抱持這個觀點：“新文學固便通俗，然就美的方面言，舊文學亦自有不廢的價值，即八股文字亦有不廢的價值，惟均不宜以之教授普通國民耳?！弊钣幸馕兜氖牵瑦链?919年2月10日還致函陳獨秀，“勸其溫和”。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