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23年，新文化運動已經成功了。胡適在寫給韋蓮司的信里，眉飛色舞地用“戰(zhàn)爭”來形容他的斬獲：

至于我作為成員之一的中國文學革命，我很欣慰地說，已經是大致大功告成了。我們在1917年開始推展這個運動的時候，大家預計需要十年的論辯、二十年的努力才能竟功。然而，拜這一千年來許許多多無名的白話作家的默默耕耘之賜，真可說是瓜熟蒂落！才一年多一點的時間，我們就把反對派打得潰不成軍［注：這是韋蓮司的打字版。應該是 routed（擊潰），但打成roused（激起）。如果這不是韋蓮司打錯的，那大概是胡適一生中少見的拼錯字的一次。］五年不到，我們這個仗就大獲全勝了。

從某個角度來說，胡適跟他的新文化運動的戰(zhàn)友，包括丁文江在內，都愛以中國的赫胥黎自視。維多利亞后期的英國文化界是科學與宗教對峙的圖像，早就被新的研究推翻了。然而，赫胥黎畢生刻意經營而且深受其利的，正是他揮舞著科學的旗幟與宗教作生死斗的圖像。而這也是胡適跟丁文江心目中的赫胥黎的圖像。胡適1922年初讀《達爾文傳》及《赫胥黎傳》的時候，在日記里說：“我愛赫胥黎的為人，他是達爾文的護法神。”胡適在此處給赫胥黎的封號還是溫和的。在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的論戰(zhàn)史上，赫胥黎的化名是會讓論敵寒毛直豎的“達爾文的拳師狗”(Darwin’s Bulldog)。我們可以想象當胡適跟文言文的衛(wèi)道者對壘，特別是當他和丁文江在“科學與人生觀”論戰(zhàn)里跟被他們譏詆為“玄學鬼”的張君勱論辯的時候，他們心目中的自己，就是那正氣凜然、意氣風發(fā)的中國的赫胥黎。

在“戰(zhàn)爭”、“把反對派打得潰不成軍”、“大獲全勝”這類用詞背后所隱藏的事實，就是文化霸權的爭奪戰(zhàn)。就像赫胥黎跟作為傳統(tǒng)英國文化與社會領袖的教會，和牧師爭文化領導權一樣，胡適留美歸國以后的五六年間，是他在中國文化界為自己爭取領導權的沖鋒陷陣時刻。白話文學革命是他的第一場文化霸權爭奪戰(zhàn)。結果，連胡適自己都意想不到，那反對的傳統(tǒng)陣營居然就像一座被蟲蟻蛀蝕鏤空的華廈一樣，三兩下就被摧枯拉朽地推倒了。

事實上，胡適真正面臨的挑戰(zhàn)不是來自傳統(tǒng)陣營，而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與西方世界保守思潮匯流的傳統(tǒng)，一是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本章啟始所征引的話就是最好的寫照：“你難道不知延聘羅素、倭鏗等人的歷史？（我曾宣言，若倭鏗來，他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羅素與倭鏗都是梁啟超領導主持的講學社邀請訪華的學者。倭鏗(Rudolf Eucken, 1846—1926)，又譯歐依鏗，是德國唯心派哲學家。由于他年紀已大，沒有成行，講學社在1922年邀請了德國另一位唯心論哲學家杜里舒(Han Driesch)。講學社邀請唯心論的哲學家訪華，胡適顯然認為這是有意跟他打對臺，所以才會撂下狠話——“每有一次演說，我們當有一次駁論?！绷_素1921年7月初結束他在中國的訪問時發(fā)表了臨別贈言，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贈言，是主張中國模仿蘇聯(lián)走國家社會主義的道路。這個臨別贈言激怒了胡適。他特別寫了一首詩《一個哲學家》來回敬羅素。詩中最后一句說：“我們要敬告他：這種迷夢，我們早已做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