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央請蔣夢麟先代他作的解釋合情合理。不但如此，他還親自寫信請胡適原諒。他說胡適在信中所提到的十件事情，六件已經解決了。其他四件，他請胡適照原約辦理，他會負完全責任。蔡元培語氣不慍不火，確實有領袖之風。他知道胡適在“沖”的當頭，如果針鋒相對，就會造成僵局。胡適在6月22日那封信，顯然在數(shù)落了蔡元培的十大不是以后，向蔡元培辭了職。用蔡元培在回信里所轉述的話，胡適說：“因任杜威君演講的譯述，將離去大學?！蓖瑯舆@句話，他在寫給蔣夢麟的信里就更“沖”了：“決計不干。”害得蔣夢麟著急地勸胡適說：“適之呀！書呆子雖要發(fā)脾氣，他的好處是憨氣。脾氣過了，有患難來，就會把臉孔一搭，再來干干看。你的為難的地方我知道——我們大家都知道。終望你忍著痛，持冷靜的態(tài)度?！辈淘嗟幕卮鹨舱f得恰到好處：“弟覺得很可惜！望先生一面同杜威作‘教育運動’；一面仍在大學實施教育。這是弟所最盼望的！”

多少人詠贊胡適溫文儒雅，有著永遠讓人如沐春風的風度。殊不知這是胡適洗練出來的，隨著年歲的增長，越發(fā)練得爐火純青。五四時期是胡適最“沖”的時候。他不只對蔡元培發(fā)過怨氣，還對同樣留學哥倫比亞、時任《益世報》主筆的鄧家彥“沖”過。原來胡適央請鄧家彥在《益世報》免費刊登杜威的演講廣告，鄧家彥答應了之后，卻在經理說《益世報》從不免費刊登廣告的情形下，把杜威的演講登入新聞欄。胡適生了氣，把研究系、同盟會都牽扯進來，指責鄧家彥因黨見而排斥胡適和杜威。鄧家彥反唇相譏：“若因杜威一廣告，遂牽及研究系，彥雖無似，尚不致武斷如此。兄竟以此入人于罪，憤憤然若不可解者，豈哲學家固應如是耶？不然，何所據(jù)而說我黨見太深，又何所據(jù)牽及同盟會？兄之推理，得毋逸出軌道耶？抑豈兄受研究系所托，故向弟致其攻擊耶？”胡適這時的“沖”，可能也跟他橫掃文壇，與各派爭奪文化領導權、霸權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