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傅涇波又一次會見黃華，提出美國國務(wù)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并援引5月31日周恩來會見澳大利亞記者基昂（一名基翁）的談話，說中共需要美國的經(jīng)濟援助。次日，南京市軍管會外僑處電告中共中央并華東局。[29]

7月24日，由周恩來代表中央復電南京市委，稱“如果司徒雷登及傅涇波仍請求來燕京。我可照原議準其乘火車并派人送其來平，如其不提，我們亦置之不 理。傅（涇波）所傳基昂報告，完全是挑撥試探之詞，因周（恩來）從未與北大任何教授單獨談話，亦從未談到在經(jīng)濟須與美國徹底合作……”[30]

一邊是一廂情愿的理想主義，一邊是政治家的藝術(shù)，在當時那種美蘇對峙、國際冷戰(zhàn)的大環(huán)境中，傅涇波最后似乎處在一種兩頭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8月2日，傅涇波隨司徒雷登去了美國，兩個月后，他獲得了在美國的永久居留權(quán)（即綠卡）。1960年，他才決定加入美國國籍。

在美國，司徒雷登與傅涇波一家住在一起，直至去世。“在這將近13年的歲月里，傅涇波一直以一個秘書兼護士的角色全心全意照料司徒。”[31]對此，傅涇波說：

從1950年3月起，司徒博士一直和我們住到1962年9月，共十二載有余。在此期間，他的康復進度非常遲緩，護理工作十分艱巨，晝夜二十四小時都須人耐心而細致地照料。我們一家對他的關(guān)注令他感到滿意，因他知道，為了加速康復，我們已竭盡人所能及的努力。[32]

歲月悠悠，時間到了1972年，在上年基辛格訪華的背景下，中美關(guān)系開啟了正?；男蚰?。這一年，傅涇波三女傅海瀾隨龍云四子、美籍華人龍繩文任團 長的華裔人士參訪團訪華，傅涇波托傅海瀾帶了一封信給周恩來，“在這封信中，傅涇波表達了他對中美之間終于開始重新對話的祝賀和欣喜，并表達了想回國看看 的愿望。”

周恩來會見了這個團，也接收了信，其后向傅涇波發(fā)出了秘密訪華的邀請。這樣，在去國二十四年后，1973年傅涇波偕夫人回到中國，并且，在北京一住十個月。其間，在有關(guān)方面安排下，在司徒雷登故居“臨湖軒”與昔日燕大的老友們見了面。

1973年中國尚處“文化大革命”中，在這種背景下，傅涇波夫婦竟能在北京一住10個月，且“周（恩來）特為傅（涇波）縫制冬裝三套”。[33]這 段時間內(nèi)，傅究竟做了些什么，是否與周本人晤面，在相關(guān)的檔案解密以前，我們不好妄加推測，[34]但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周對傅是重視的，認為他是一個 可以推動中美及海峽兩岸關(guān)系發(fā)展的有用之人。

林孟熹說：“自此涇波不斷與臺灣方面接觸，探討祖國統(tǒng)一之途徑。”[35]查諸史料，也是在1973年，11月12日為孫中山冥誕107周年，傅涇 波的老友陳立夫提出了“以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的建議，后來，中國臺灣方面成立了名謂“三民主義統(tǒng)一中國大同盟”團體，何應欽、馬樹禮先后主持。兩岸關(guān)系有 了互動。

1982年9月，傅涇波在華盛頓寓所接受了臺灣《中國時報》駐美特派員傅建中的采訪，在兩個小時的問答式采訪中，傅涇波主要談到了下列問題： （1）1973年他重訪北京，與周恩來是見過面的，而且還不止一次，然而，“雖和周氏見過數(shù)面，但無一語及于（兩岸）和談”；[36]（2）司徒雷登最后 一次和蔣介石的會面是在1948年年底的某一個時間段，地點在蔣做禮拜的小教堂，但兩人自始至終沒有說話，蔣離教堂前，握著司徒雷登的手，“良久未語，最 后嘆息一聲而離去”；（3）蔣介石是近代中國了不起的人物，“看事深遠，擇善固執(zhí)”是蔣的過人之處；（4）1949年3月，李宗仁、白崇禧聯(lián)名邀請傅出任 何應欽內(nèi)閣的行政院秘書長，被傅所婉拒；（5）海峽兩岸之間的問題，臺北不應拒絕和北京談，但美國應參與中國的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

這次采訪結(jié)束后，傅建中將采訪紀要整理成文，以《訪“和平老人”傅涇波》為題發(fā)表在同年9月20日的臺北《中國時報》之上。1983年6月，臺北《傳記文學》雜志為配合發(fā)表邵玉銘之《司徒雷登暨一九四九年美國與中共尋求和解秘辛》文章，又將傅文予以選載重刊。

看來，傅建中的這篇采訪文章是起了作用的，1983年，傅涇波又在夫人劉倬漢、長女傅曖泠、外孫李景漢等人的陪同下，飛往臺北。在臺二十日，得與老 友張群、陳立夫、杭立武等晤談，并與張學良見了面。他想見孫立人，但未獲批準。傅與張、陳、杭等談的話題除敘舊外，據(jù)說涉及到“祖國統(tǒng)一之各種可能性”。 [37]

臺灣之行后，傅涇波又再次來到北京，會見了楊尚昆，“雙方坦誠以待，各抒己見”。楊稱贊傅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38]

至1986年底，傅涇波與臺灣有關(guān)人士擬定了兩岸和平的腹案：（1）雙方不附任何先決條件進行接觸；（2）雙方停止一切敵對行為；（3）中國統(tǒng)一是一個歷史過程，不能一蹴而就，擬先就兩岸“三通”開始。[39]

五年以后，陳立夫在中國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會十三屆一次全會上，領(lǐng)銜提出“以中國文化統(tǒng)一中國案”，具體內(nèi)容包括“以中國文化建立兩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億元與中共共同開始建設(shè)國父實業(yè)計劃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進而達致兩岸之和平統(tǒng)一”。

陳立夫的方案，得到了中共方面的稱贊。

1988年10月27日，傅涇波在美國去世。生前，美國人魏德邁認為他是國民黨安排在司徒身邊的人，國民黨的黃仁霖卻認為他是共產(chǎn)黨的人，而中共對他的認定又是曲曲折折。

總之，傅涇波是一個仍未解開的謎。

[1]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頁。

[2] 參見美國傅氏：《司徒雷登日記：美國調(diào)停國共爭持期間前后》，香港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頁。

[3] 傅鐸若：《傅涇波》，《燕京大學人物志》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頁。

[4] 傅履仁口述：《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44年》，《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6年第23期。

[5] 參見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7頁。

[6] 參見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7頁。

[7] [美]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14頁。

[8] 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第8頁。

[9] 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第9頁。

[10] 參見何迪：《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和平幻想：司徒雷登與中日和談》，《美國研究》，1989年第1期第3卷。

[11] 關(guān)于傅涇波出任“參事”之職，請參見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1020頁。

[12] 參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頁。

[13] 《革命文獻》，《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未刊稿，臺北“國史館”藏，轉(zhuǎn)引自楊天石：《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國文化》第23期。

[14] 《革命文獻》，《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未刊稿，臺北“國史館”藏，轉(zhuǎn)引自楊天石：《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國文化》第23期。

[15] 《革命文獻》，《蔣中正總統(tǒng)檔案》，未刊稿，臺北“國史館”藏，轉(zhuǎn)引自楊天石：《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國文化》第23期。

[16] 蔣介石：《困勉記》，未刊稿，1940年6月4日，臺北“國史館”藏，轉(zhuǎn)引自楊天石：《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中國文化》第23期。

[17] 參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訪問楊奎松個人網(wǎng)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18]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19] 參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262頁。

[20] 參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可訪問楊奎松個人網(wǎng)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21]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22]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23]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24]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頁。

[25]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頁。

[26]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頁。

[27]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8頁。

[28]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頁。

[29] 參見楊奎松：《華德事件與新中國對美政策的確定》注41、42?？稍L問楊奎松個人網(wǎng)站http://www.yangkuisong.net。

[30] 參見《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第一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頁。

[31] 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

[32] 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

[33] 傅涇波：《約翰·司徒雷登博士》，燕京大學校友會校史編寫委員會編：《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第16頁。

[34] 郝平認為由于周患癌病及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傅、周未能會面，參見郝平《無奈的結(jié)局——司徒雷登與中國》第420頁；而林孟熹則模棱兩可，一說“他似乎并沒有 見到周恩來，陪同前去的人都是這樣認為”，一說“會不會是當時的各種政治因素，周只單獨接見傅而不讓他人知曉？”參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第 98-99頁。

[35] 林孟熹：《傅涇波生平紀年》，《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

[36] 關(guān)于傅涇波與周恩來會面與否的問題，傅涇波1986年在致鄧穎超的函中，則是另一種說法：“金陵一別物換星移，1973至1974年波等雖在中國但以環(huán)境 特殊終未獲謁見總理而返美……”參見何迪：《傅涇波老人》，《燕大文史資料》第7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頁。

[37] 《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

[38] 《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

[39] 《紀念傅涇波先生座談會資料匯編》，2004年印行，第10頁。另見林孟熹：《司徒雷登與中國政局》，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