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戰(zhàn)固然是近代中日兩國競爭發(fā)展的重要分界，但是僅僅看到中國此后公開張揚地學習日本，以及幾乎舉國一致的仿日風尚，仍然不足以體現日本影響中國的深度和廣度。其實，早在1880年代，日本發(fā)明了一套對應西學的概念，在語言支配思維定律的制導下，已經預設了后來掌控東亞發(fā)展變化的基本取向及其話語權的格局。辛亥時期，中日兩國在物質層面的差距或許并不像一般所認為的那樣巨大，有些方面甚至中國還強于日本，但是精神學問方面的差距，卻不可以道里計。據留日學生監(jiān)督處所辦《官報》刊載的各校留日學生考試成績表，各科成績在二三十分的相當普遍，要想達到日本學校的合格程度，則相當困難。僅此一端，不僅可見中日兩國差距之大，而且預示著還將有進一步拉大之勢。

這樣的反差并不一定反映整體的學術文化水準，可是因為改用了西學的知識體系和衡量標準，使得中國處于明顯的不利地位和落后狀態(tài)。現代中國在正式場合表達思維的重要名詞，大都來自明治后日本的新漢語，不了解幕末到大正時期尤其是明治日本的歷史，探源難以深入堂奧，求變也很難把握脈絡。以西周助為代表的明治日本新名詞的發(fā)明者，開始或許未曾料到，這些詞匯的使用和通行，絕不僅僅是對應西學那樣簡單，而會使東亞的精神世界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西周助創(chuàng)造的許多重要概念后來雖然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當時卻一則限于小范圍課堂教授的口耳相傳，二則主要是為了解決日本自身學習西學的問題，并未廣泛傳播和應用?？墒堑搅司险艽卫伞鶄}天心那一代人，情況發(fā)生了變化，一方面，他們通過編訂辭典（如《哲學字彙》）和教科書（如《東洋哲學》、《日本美術史》）等形式，有意識有目的地傳播推廣各種新詞匯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學理系統(tǒng)，使得這些具有關鍵意義的名詞很快得到廣泛應用，另一方面，他們試圖采用西方的統(tǒng)一標準，將原來西周用于西學的概念變成具有普適性的工具，重估東亞固有事物的價值，包括美術、哲學等等，都有了可以用西洋相同標準來衡量的東洋界域，不同的文化被納入統(tǒng)一的系統(tǒng)框架。在重建東亞文化近代價值信念的同時，強調亞洲文化的一體性，試圖借助編寫各種專史將東亞各國的歷史文化重新排序，凸顯日本的優(yōu)越性，以便憑借一整套新名詞以及與之相應的學術體系取得掌控東亞話語權的精神領袖地位。

近代東亞各國在西學的沖擊之下，往往因為無法對應門類繁多的西學而根本懷疑固有文化的價值。井上哲次郎和岡倉天心等人提供的對應概念，可以面向西學重建對于固有文化的自信，而這時的東洋文化已經不是傳統(tǒng)以中國儒學為中心建構起來的舊版圖，實際上是由日本對應西學解讀之后重新建構起來的新樣式，除了盡可能抬高日本文化種類的歷史地位和價值，甚至如岡倉天心以日本為東亞美術傳統(tǒng)的中心正統(tǒng)，壓抑中國等其他東亞國家“美術”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這一套解釋話語完全由日本掌控。后來中國的學人正是在岡倉天心的傳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響之下，重新確立了文人畫的美術價值，才避免使國畫陷入國學、國醫(yī)等等國字號事物那樣的尷尬境地。

相比之下，井上哲次郎或許沒有岡倉天心那樣顯著的政治目的，而且兩人的“東洋哲學”與“東洋美術”有著顯著差異，后者要分別東亞各國的高下，前者主要是用哲學框架重新條理中國古代的思想。不過，井上哲次郎的抱負絕不亞于岡倉天心，其實際影響則與岡倉天心相當近似，主要體現于三方面：其一，使“哲學”由他者變成自己的事物，大幅度擴張“哲學”在日本思想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影響。其二，通過重新條理解讀東亞的思想，獲得并掌握了在“哲學”架構下解釋東亞歷史學術文化的主導權。其三，由于其“東洋哲學”以中國古代思想為主干，實際上建構起一套“中國哲學”的體系。由此看來，早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十到二十年，日本在東亞思想領域的優(yōu)勢主導地位就已經開始確立。后來中國只能借助明治新漢語和日本式學術系統(tǒng)與西方溝通對話，雖然避免了長期以來夷夏糾結的困擾煩惱，卻不得不用西洋眼光重估固有文化，而陷入日本式話語和思維方式的籠罩及控制。

這一轉變的直接結果，不僅導致清季新政和預備立憲時中國全面學習日本或通過日本學習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政府的決策層出現非東學莫屬的情形。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從日本大量逆輸入明治后的漢語新詞，使得漢語言文字發(fā)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漸由以字為單位變成以詞為單位。這成為后來文言改白話的主要支撐，使得非邏輯或模糊邏輯的漢語努力靠近邏輯性的字母文字，甚至以后者為變革的取向與最終目標。泛用新名詞的情況，在1903年已經相當普遍，所以張之洞在《學務綱要》中特意提出：

戒襲用外國無謂名詞，以存國文，端士風。古人云：文以載道。今日時勢，更兼有文以載政之用。故外國論治論學，率以言語文字所行之遠近，驗權力教化所及之廣狹。除化學家制造家及一切專門之學，考有新物新法，因創(chuàng)為新字，自應各從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詞，自不宜剿襲摻雜。……近日少年習氣，每喜于文字間襲用外國名詞諺語，如團體、國魂、膨脹、舞臺、代表等字，固欠雅馴；即犧牲、社會、影響、機關、組織、沖突、運動等字，雖皆中國所習見，而取義與中國舊解迥然不同，迂曲難曉。又如報告、困難、配當、觀念等字，意雖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閱者解說參差，于辦事亦多窒礙。此等字樣，不勝枚舉，可以類推。其實此類名詞，在外國不過習俗沿用，并未嘗自以為精理要言。今日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辭，凡用漢文者，皆極雅馴，仍系取材于中國經史子集之內，從未闌入此等字樣。可見外國文體，界限本自分明，何得昧昧剿襲。

大凡文字務求怪異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體既壞，士風因之。夫敘事述理，中國自有通用名詞，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國文法，或虛實字義倒裝，或敘說繁復曲折，令人費解，亦所當戒。倘中外文法，參用雜糅，久之，必漸將中國文法字義盡行改變，恐中國之學術風教，亦將隨之俱亡矣。此后官私文牘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檢點，切勿任意效顰，有乖文體，且徒貽外人姍笑。如課本日記考試文卷內有此等字樣，定從擯斥。

今天看來，除個別例外，這些大都已經是習以為常的通用詞匯。日本逆輸入的漢語新詞數以千計，其中使用頻率最高和次高的大約500個。今人若不使用這些詞匯，在正式場合很難表達意思，相互溝通。就此而論，清季以來，中國人實際上可以說是用西思，發(fā)漢音，說日語，東語東學一直影響制約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與知識體系關系最緊密的教育和學術分科，不僅同樣深受日本影響，而且?guī)缀蹙褪钦罩毡镜哪Ｗ予T造出來。壬寅學制與癸卯學制的制定，雖然有所分別差異，模仿日本國民教育和學堂體系的基本形態(tài)卻一脈相承，并無變化，只是在如何結合中國實情以及理解日本制度的本意方面略有不同。這實際上是按照東學的套路模式將中學與西學熔于一爐。不僅如此，各個分科的教科書，開始也是照搬日本，有的只是改頭換面，有的索性直接翻譯。無論中學還是西學，都要據以重解重構。

分科治學與分科教學關系緊密而又有所分別，在清季，二者都是“科學”的組成部分，除了接納日本式的西學之外，還要解決安置中學的問題。早在20世紀初，主講京師大學堂史學教席的陳黻宸比較中西學術時就認為：

夫彼族之所以強且智者亦以人各有學，學各有科，一理之存，源流畢貫，一事之具，顛末必詳。而我國固非無學也，然乃古古相承，遷流失實，一切但存形式，人鮮折衷，故有學而往往不能成科。即列而為科矣，亦但有科之名而究無科之義。

這顯然是用進化論的眼光看待中西學術的結果，將近代等同于西方，以為西學的優(yōu)勢從來如此。其實，整體而言，分科治學在西方也不過是19世紀以來，尤其是19世紀后半葉以來的新生事物，其間也經歷了用后來觀念重構系統(tǒng)的歷史進程。由于各國的學術文化傳統(tǒng)不同，造成分科邊際的不確定和不穩(wěn)定，使得對心目中的西方本來就缺乏全面深入認識的中國人更加難以把握這些舶來的抽象物。

盡管晚清“科學”還沒有后來那樣至高無上的地位，既然認定西學都是分科之學，所以日益發(fā)達，而中國則有學卻不能成科，因此日漸落后，那么在接納西學的同時促使中國固有學術向西式分科轉型，就成為勢所必然的目標。為此，眾多學人做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其中康有為、梁啟超、劉師培、章太炎、嚴復、宋恕、王國維等人在學術領域的影響尤為突出，而蔡元培等人則更多地從教育的角度關注分科。他們借鑒來源不同的東學窺探西學的系統(tǒng)，以建立自己的體系，都希望在統(tǒng)一的整體框架下將各種新舊中西學術安置妥當，尤其是力圖將中西新舊學術打通對接。各人編織的系統(tǒng)雖然大體都是依據東學，實際上分別相當大，反映了各自所依據的藍本以及對這些藍本的認識存在很大差異。

1897年出版的康有為的《日本書目志》，著錄的日本新書相當詳盡，據說涵蓋了明治以來全部書籍的一多半，尤其是分門別類相當成熟，決非毫無憑借者可以成就。除非有可以照搬套用的依據，否則康有為的東學水準即使在日本人中也可謂出類拔萃。因為當時一般日本學人也不可能有這樣完備的目錄學知識。至于究竟憑借何在，多年來中外學界先后有多位學人考證推測，始終難得確證。此一懸案，終于由王寶平教授破解?！度毡緯恐尽穼嶋H上是康有為根據1893年編輯出版的《東京書籍出版營業(yè)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加以調整改造而成，雖然在著錄及分類方面有所補充改動，所收書目及分類辦法，基本襲用《東京書籍出版營業(yè)者組合員書籍總目錄》。這一進展不僅解決了康有為的日本學知識來源問題，也為判斷那一時期中日兩國的書籍分類水準，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民初出任第一任教育部長的蔡元培，曾經留學德國，所以改學制也主要參考德國。不過早期他仍然是受東學的影響，所設制的教學分科，主要就是依據日本井上圓了的學科分類法。與教科書開始大都翻譯日文書相似，盡管后來看似留美學生的影響日益擴大，留歐學生在學術思想的深度方面更勝一籌，可是日本對中國知識界思想界的輻射作用長期持續(xù)。相當于日本大正時代的民國北京政府時期，包括北京大學教授在內的中國知識人，參考、借鑒甚至模仿東學著述，仍是相當普遍的情形。五四時期的東西文化論戰(zhàn)，與西相對的是東而不是中，便是東西兩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時日本對華野心日漸暴露，加上“二十一條”的強烈刺激，國人一般不愿稱引所據的日人著述。這也是坊間關于中國學人的著述甚多抄襲傳聞的起因之一。

諸如此類的“拿來主義”不僅表現在精神學問方面，作為人們行為規(guī)范的各項政治與社會制度，從國家基本大法到政體設制、地方自治，主要也是以日本為參照甚至模本。辛亥年汪榮寶負責起草憲法，隨身攜帶的十幾本參考書，都是日本法政學家如伊藤博文、穗積八束、美濃部達吉、清水澄、有賀長雄、織田萬、上杉慎吉、副島義一、市村光忠、上野貞正、北鬼三郎、都筑馨六等人的著作，汪榮寶常常是邊學邊干，甚至現炒現賣，遇到疑難，則比較各書，參證取舍。

取法日本，固然有政治考量，而東學的籠罩，則是更為深層的制約因素。正如教科書的編制在今人看來大概以如何科學為衡量標準，其實最關鍵的是用了不同的系統(tǒng)來調理中國的材料，受教科書教育者便只能由所得觀念來看待中國的文獻、事物和歷史文化。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在今人看來便很不像是文學史，而今日通行的文學史所描繪的所謂“文學”，中國歷史上何嘗有過？用今日中國文學史的觀念看中國歷史上的“文學”，如何可以知其本意和奧妙？可是若不用通行的文學史觀念，大概根本無從認識歷史上的“文學”。左右不是，進退兩難，正是今人的尷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