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陳獨秀發(fā)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一文。文中寫道：“人們對民主主義有不少誤解，最淺薄之見莫如把民主主義視為資產階級的專利品。人類社會自有政治組織及其消亡，在此過程中民主主義隨著歷史發(fā)展而形成各階段的內容與形態(tài)。民主主義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種動力。民主主義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并非拋棄民主主義，而應擴大民主主義，無產階級是民主主義的真正代表，共產主義者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我們現(xiàn)在應予以矯正。矯正的要點：（1）不要把資產階級狹小而形式的民主主義當做隨歷史發(fā)展的民主主義的全部內容；（2）不要把民主主義當做和社會主義不能并存的東西；（3）不要把民主主義僅僅當做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手段而非我們的目的?！?0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是陳獨秀的政治思想發(fā)生根本性轉變的重要標志。

無論是在深度上還是廣度上，甚至在語言表達的明晰上，陳獨秀的獄中反思與他晚年的“最后見解”的差異性都是一目了然的。但獄中反思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說，如果沒有獄中反思，或許就沒有后來的“最后見解”。這不僅因為“最后見解”與他獄中反思關注的是同樣的主題，更重要的是，“最后見解”基本上都是陳獨秀獄中反思的繼續(xù)和深化。

鄭超麟被捕后，被關押在南京中央軍人監(jiān)獄。獄中的教誨所所長沈炳銓思想開明，對入獄的政治犯，尤其是社會知名的政治犯，常以各種理由加以照顧。鄭超麟入獄幾個月，就被安排到優(yōu)待室，為獄中的文盲犯人編寫識字課本。后來，鄭超麟等幾個懂外語的犯人，又被調去教誨室翻譯外國軍法，作為制定中國軍法的參考。鄭超麟等人白天在教誨室從事翻譯工作，晚上再回到監(jiān)獄。在有別于一般犯人的生活中，鄭超麟除完成分配的工作，還“利用這個優(yōu)待的生活翻譯了大小幾本書，通過沈所長的手送出去，后來都在上海出版”31。在軍人監(jiān)獄期間，鄭超麟也與陳獨秀一樣，雖然政治激情不減，卻少有機會參與獄外的政治活動。

對奔波政治的鄭超麟而言，被捕入獄自然不是什么好事，但服刑在客觀上卻讓他有了充裕的時間，從而將自己另一方面的特長充分展露出來。鄭超麟天資聰穎，精通英、法、德、俄、世界語等語言，再加上他本人是一個極為勤奮且文思敏捷的才子，他在獄中的著譯成果是相當可觀的（和陳獨秀等諸多政治人物一樣，鄭超麟在學術上造詣極深，但他始終視學術為“小道”，他在學術上的成果，一方面固然是個人興趣的流露，根本上還是“無心插柳”的結果）。與陳獨秀不同的是，鄭超麟在獄中翻譯了一些政治著作，但他并沒有對以往篤信的政治思想進行像陳獨秀那樣的梳理和反思，他甚至連這一想法都沒有—固然，他也回望過自己的歷史和思想，并且在獄中“繼續(xù)獨立思考革命根本問題和現(xiàn)實政治問題”32，但這種回望和獨立思考不是削弱了他對舊有信仰的堅持，反而讓他更斷定自己篤信的政治思想的無比正確。因此，鄭超麟出獄后的政治思想，甚至后半生的政治思想，都與入獄前沒有什么大的改變。這也正是他出獄后與陳獨秀的思想分歧不可調和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