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我們的祖先的確心甘情愿地容忍國王少數的僭越行為,因為他們已經準備好預防措施,這種措施可以讓一位殘暴自負的君主恢復理智,那就是使用暴力。19世紀的君主根本無法想象,四百年前軍隊的裝備和行軍的速度,暴力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國王濫用權力。人們早已將武器運用的方法拋在腦后,戰(zhàn)爭技巧也日臻完美,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這種技巧只掌握在特定階層手中。十萬訓練有素、指揮得當的士兵,完全可以鎮(zhèn)壓由一千萬農夫和工匠組成的烏合之眾。王室禁衛(wèi)軍的幾個團就足以護衛(wèi)偌大的京城,鎮(zhèn)壓不滿的情緒。同時,對于思想家們而言,財富的不斷積累使叛亂比暴政更加可怕。一旦爆發(fā)叛亂,不計其數的財產在幾個小時內就會化為烏有,如今,僅是倫敦的商店和庫房中堆積的動產就是金雀花王朝時代舉國積累的全部財富的五百多倍。如果政府被暴力推翻,這些動產就直接面臨著被毀棄和破壞的危險。此外,政府的借貸是成千上萬人的生計來源,但叛亂卻給其帶來巨大的沖擊,整個商業(yè)領域的借貸也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毫不夸張地說,如果英國的內戰(zhàn)持續(xù)一周,從黃河到密蘇里都能感受到這場戰(zhàn)爭造成的災難,而且在一個世紀之內,它所造成的影響依然清晰可見。在這種社會環(huán)境下,相比于腐蝕國家的那些弊病來說,如果把反抗作為治愈國家的良方,那結果是令人失望的。相反,在中世紀,反抗是人們面對政治動亂時經常使用的方法,這個方法信手拈來,雖然在當時看起來有些偏激,但并不會產生深遠的惡劣影響。如果一位德高望重的將軍順應民心起兵反抗,那么在一天之內,他就能召集一支非正規(guī)軍,但他無法將正規(guī)軍收至麾下。每個英國人身上都帶有一點軍人氣質,但很少有人擁有更加出色的軍事才能。這個國家的財富主要就是田野中的牧群、每年的收成以及那些普通民眾居住的簡易房屋。全國所有的家具、商店的存貨以及能夠找到的機械,還比不上現(xiàn)在一個小教區(qū)所擁有的財富。制成品粗糙簡陋,人們根本不知道借貸為何物,因此,只要沖突結束,社會馬上就能正常運轉。戰(zhàn)爭所造成的災難僅限于戰(zhàn)場上的殺戮,以及戰(zhàn)后為數極少的處決和財產充公。戰(zhàn)后一周之內,在博斯沃思或陶森的田野上,就可以看到放牧的農民和玩鷹的紳士,好像那打亂他們正常生活的戰(zhàn)爭根本沒有發(fā)生過。
距離上次民眾使用暴力推翻政府已經過去一百六十多年了,在都鐸王朝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時間里,一共有九位國王統(tǒng)治英國。其中六位被廢黜,還有五位在丟掉王位的同時命歸黃泉。因此,很明顯,任何有關古時政體和現(xiàn)今政體的比較,都會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金雀花王朝時常面臨叛亂的威脅,沉浸在對叛亂的恐懼當中,王室需要做出極大的妥協(xié)才能緩解這種壓力。我們的祖先把反抗暴政作為維護自己利益的最重要的保障,或許,他們輕而易舉地就放棄了諸多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如果我們無法想象社會亂象所造成的危害,就不能把暴力作為阻止無政府狀態(tài)的手段。顯然,在效率極高的政府中,我們利用憲法來制約無政府狀態(tài)是非常明智的。即便違反法律的行為不會造成惡劣的影響,我們對首次濫用權力的行為必須保持戒備,絕不容許出現(xiàn)違法亂紀的現(xiàn)象,防止他們從先前的慣例中找到依據?;蛟S四百多年前,并沒有必要像今天這樣時刻保持警惕,只要在這個王室的領導下國家運轉良好,他的王位甚至不需要一個連的正規(guī)軍來護衛(wèi)。對王室成員的某些違法行為稍加縱容,并不會對這個國家的自由造成任何威脅,因為這個國家擁有勇敢的弓箭手和長矛步兵。
在近七十年里,我們的法律日益細化,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原來的運行體系相形見絀。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英國民眾卻享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幸福。亨利六世的統(tǒng)治孱弱無力,國家陷入分裂,國內派系紛爭不斷,內戰(zhàn)持續(xù)不絕。愛德華四世放蕩不羈、專橫跋扈,理查德三世通常被認為是邪惡墮落之人,亨利七世的橫征暴斂導致民怨沸騰。毫無疑問,我們的祖先在這些國王的統(tǒng)治之下,也比處在腓力——他自詡為上帝——統(tǒng)治之下的比利時人,以及在路易——他自稱是所有臣民之父——統(tǒng)治之下的法國人要好得多。甚至即使國內玫瑰戰(zhàn)爭的戰(zhàn)事正酣,而鄰國正處在難得的和平時期,英國的境遇也比他們要好得多。康明是15世紀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游歷了歐洲大陸上最富裕和文明高度發(fā)展的地區(qū),常年居住在佛羅倫薩、曼徹斯特和利物浦富裕的小鎮(zhèn)。康明曾游覽過佛羅倫薩,這座城市被洛倫佐的雕塑裝飾得熠熠生輝,威尼斯從來未被康布雷同盟打敗過。這位杰出的政治家謹慎地宣稱,在他所見到的國家中,英國的管理是最出色的。他特別強調了英國的法律,認為它神圣而公平,保護了普通民眾利益,實際上也增強了那些尊重法律的王室的權力。對于康明來說,長期內戰(zhàn)所造成的災難只局限于貴族和參與戰(zhàn)爭的人之間,他用看待其他地方的慣性眼光來看待英國,認為戰(zhàn)爭沒有留下任何毀壞的痕跡,如廢棄的房屋、蕭條的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