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形而下

中國人有一個心結，跟一句話有關，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幾千年來，中國人始終追求的是道，是大義，是風骨，是思想，而對器物技藝卻看成雕蟲小道，壯夫不為，所以手藝人地位不高，人人要做的是士子大夫。九流之中，一流舉子二流醫(yī)，三流地理四流批（皮），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手工匠人只能敬陪末座。

正如魯迅所說，理解了道士就理解了中國人，明白了這句話，也就明白了中國。

1840年之后，晚清有過三件大事，每一件都讓中國更進一步。第一件就是洋務派經營三十年的自強運動，第二件是康有為和光緒帝實行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第三件則是慈禧推行了五年的清末新政。吊詭的是，這三件大事中，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行世最深、功用最大，而得到的歷史評價卻最低，而徒有虛名、浮光掠影的戊戌變法，卻被一再拔高和神化。

還是那句話，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內心最深處，“道”和“器”的思維在作祟。

今天我們盛贊的戊戌變法，其實當年并沒有起到多少作用。說是變法，而其實更像是一場鬧劇，只是這鬧劇未來得及露出破綻便被老佛爺一刀砍去，跑的跑，死的死，囚的囚，傳奇如戲，之后更經過當事人用心粉飾、旁觀者的吶喊以及歲月時光的渲染，天下皆知。

而相比起來，李鴻章和奕等人苦心經營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之前被說成為大清江山保命自救，“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tǒng)治”——有點反貪官不反皇上的意思，后來又說“對中國的現(xiàn)代化客觀上起了一定作用”，說他們即使再努力，也還是沒有看清方向，“擺脫不了自身的局限性”，所以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也不足以改變國勢國運，甲午之戰(zhàn)遂一敗涂地。

這種說法，曾有一定的進步性，但今天再聽起來，覺得意猶未盡，甚至覺得錯了。

甚至是伊藤博文，在甲午戰(zhàn)爭后以戰(zhàn)勝者的身份面對李鴻章時，也得意揚揚地說，日中兩國的政治走向在明治維新和洋務運動后分道揚鑣，正是源于洋務運動缺乏日本那樣的政治改革:“十年前曾勸撤去都察院，而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