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龐德逐漸視《詩篇》為人類歷史的記錄，他企圖將中國列入世界版圖的決心更加堅定了。但是他和伏爾泰不一樣，他決定以西方文明的年代紀事為基礎，讓中國與之同軌并進。比如說，在《詩篇》第五十六篇他依照年代進行的歷史記載里，內(nèi)容就已經(jīng)多到幾乎無法詮釋。在這首詩里，龐德對于蒙古王朝及其意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繼波羅及伏爾泰之后一種全新的見解：忽必烈前面

及四周該死的惡棍、妓女、宮女、

黨派，毫無正義的盲目戰(zhàn)爭。

于是忽必烈說道：宋朝的律法很美

不像他們的行為……

戰(zhàn)爭的恐懼扼殺了商業(yè)。如今錢幣由黃銅制成

戰(zhàn)利品都進了政府公庫

酒稅奇高，居民都有戶籍登記。

忽必烈是個只知加稅的混球

桑哥賄賂收到渾身是臭

歐陽澈制定了法典

取消了二百五十個法院，除了征稅什么都不懂

忽必烈死于高壽

他很幸運有好的臣仆，留給了國庫。[12] 龐德將讀過的歷史資料，按照字義濃縮改寫的做法，到了《詩篇》第六十篇更形明顯。因此當他談到，康熙時期頗受爭議的儀式——此儀式除了任命耶穌會教士，并且羅列重要議題——當時的場景幾乎可以原封不動放在萊布尼茨的《中國近情》里：

康熙深喜這片草原，

決定延期回京，

在塞外繼續(xù)行獵打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