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萬農民抵制集體化，他們把糧食藏在自家的地窖里，或者拒絕與當局合作。這些抵制者被劃為富農，即富裕的農民?！案晦r”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術語（很像“破壞分子”的定義），以致任何人都可能被包括在內。由于某個喜歡嫉妒的鄰居的舉報，擁有一頭額外的奶?；蛘咭婚g額外的臥室足以使一些明顯貧困的農民取得富農的資格。為了粉碎富農的抵制行動，蘇維埃政權實際上恢復了沙俄舊時代所實行的傳統(tǒng)的行政流放制度。只用一兩天時間，卡車和四輪馬車直接來到村里把一家一家的人帶走。有些富農被槍斃了，有些被捕后判處在勞改營服刑。不過，政府最終把大部分富農都流放了。一九三○至一九三三年間，超過兩百萬富農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哈薩克以及蘇聯其他人煙稀少的地區(qū)，作為“特殊移民”，禁止他們離開流放村，他們在那些地方度過了自己的余生。另外還有十余萬人被逮捕，最后進了古拉格。

當饑荒因天旱少雨而降臨時，被捕的人隨之增多。當局從村子里拿走了所有可以找到的糧食，而且有意拿走富農家的。被逮住的小偷小摸，即使是為了給他們的孩子弄點吃的，最終也要去坐牢。一九三二年八月七日頒布的一條法律要求對所有“侵害國家財產的犯罪”判處死刑或長期徒刑。很快，“拾穗者”——為了生存而撿拾了散落谷物的農村婦女——出現在勞改營里。她們與其他人關在一起，例如那些因為偷了一磅土豆或者幾個蘋果而被判了十年徒刑的饑民。這樣的法律說明了為什么農民在整個三十年代形成蘇聯勞改營囚犯的絕大多數，而且說明了在斯大林死亡之前農民中出現大量囚犯的原因。

這些大規(guī)模逮捕對集中營產生了巨大的沖擊。由于新的法律幾乎是在頒布之后立即生效，集中營當局開始要求對整個體系進行一次迅速而徹底的改革。在過去的整整十年間，仍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管轄（而且規(guī)模仍然比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所管轄的索洛韋茨基大得多）的“普通”監(jiān)獄系統(tǒng)繼續(xù)存在人滿為患、組織混亂和預算超支等等問題。在全國范圍內，監(jiān)獄系統(tǒng)的情況非常糟糕，以致內務人民委員部曾試圖通過判處更多的人“在不被剝奪自由的情況下強制勞動”——給他們分配勞動任務但不把他們關起來——來減少囚禁人數，從而緩解監(jiān)禁場所的極度緊張狀態(tài)。

然而，隨著集體化進度的加快和鎮(zhèn)壓力度的增強，隨著幾百萬富農被逐出家園，類似這樣的解決辦法在政治上開始顯得不合時宜了。當局再次決定，需要對這些危險的罪犯——斯大林偉大的集體化運動的敵人——采取一種更加可靠的監(jiān)禁方式。于是，國家政治保衛(wèi)總局準備創(chuàng)建一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