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很容易地忘記了英國政府在歷經了18 世紀晚期的種種錯誤之后學會的一點，即對那些在經濟現代化和社會穩(wěn)定性上非常先進的殖民地授予“負責任的政府”相當容易。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和南非（雖然所被賦予的特權有限）到20 世紀早期，都有了對選舉產生的議會負責的行政長官。這些特權的授予不僅限于以白人為主的殖民地。在印度是否應當最終成立英式議會政府這一問題上，托馬斯·巴賓頓·麥考萊曾一語中的——盡管他的態(tài)度是居高臨下的：“我從未想過要改變或阻礙（印度的自治）。這一天無論何時來到都將是英國歷史上最引以為豪的一天。發(fā)現一個偉大的民族沉淪在奴隸制和迷信的深淵中不能自拔，為使他們渴望并有能力享受公民的所有特權而統(tǒng)治他們，的確是值得我們感到榮耀的使命?！?003 年在阿拉伯世界民主化的問題上，某些決策層的人物所表達的看法與之如出一轍。同年9 月在聯合國發(fā)表的演講中，小布什總統(tǒng)自己也明確表明，他入侵伊拉克的目標之一，正是為實現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然而我們應當看到的是，美國并非是第一個進入巴格達地區(qū)的講英語的侵略者，與先前的侵略者一樣，美國同樣將自己標榜為“解放者”而非征服者。

本書的結構是平鋪直敘的。第一章敘述了美國的帝國起源并展示了一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美利堅帝國的領土范圍和它的局限性。

第二章提問并說明，為什么20 世紀的美國雖然擁有龐大的經濟、軍事實力，卻對其所干預的諸多國家強加意志時困難重重？同時也解釋了美國在聯邦德國、日本和韓國“國家締造”成功的特例。

第三章闡述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雖然猶如晴空霹靂一般打擊了美國人，但它卻是長遠的歷史趨勢的極度體現：美國在中東地區(qū)政策的諸多矛盾之處，對波斯灣的石油依賴不斷增長的西方經濟，以及仇視美國及其盟友的阿拉伯人已采用并發(fā)展恐怖主義作為對抗西方國家的一項策略。也許恐怖分子造成的最大改變是美國人的態(tài)度，這是他們始料不及的改變。正是“9·11”恐怖襲擊事件使一個看似本性內向（如果算不上孤立主義者的話）的政府及其選民轉而產生對真實的、可疑的甚至是恐怖主義的潛在贊助者們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的想法。然而，“9·11”恐怖襲擊事件本身也不是個別事件。真正的歷史轉折點不是“9·11”恐怖襲擊事件，而是“11·9”柏林墻的倒塌。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墻的倒塌比起世貿中心的坍塌對于美國

實力所帶來的變化，其影響要更加深遠。雖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恐怖活動是邪惡的，但在程度上仍然遠不及蘇聯一度對美國的威脅。

第四章提出的問題是：自1990 年以來美國在伊拉克的政策是否可以被理解為從“多邊主義”到“單邊主義”的轉化。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聯合國在過去的15 年時間里轉變了角色，美國的大部分政策則是為應對聯合國的失敗而臨時制定的，尤其當聯合國安理會的歐洲成員經歷了一系列失敗之后。就在20 世紀90 年代，歷經了一系列痛苦教訓后，美國明白了對那些使用國家恐怖主義來鎮(zhèn)壓少數民族的政權，只能用可靠的軍事干預手段才能奏效。美國還明白了一點：采取這些行動并不一定要得到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明確授權才可以這么做，只要有“志愿同盟”就足夠了。

第五章通過思考上一個英語帝國的成本與效益，為由于伊拉克戰(zhàn)爭和阿富汗戰(zhàn)爭產生的當代帝國進行辯護。這里提出一個觀點，今天的自由帝國無論從美國自身利益還是利他主義的角度來看都是有利的。之前的許多殖民地，政治獨立的嘗試在經濟上、政治上都以失敗告終。尤其是黑非洲，它的窮困并非是受人們經常譴責的殖民主義的遺害，而是由于獨立之后幾十年的治理不當所導致的。相反，一個典型的自由帝國不僅保證其經濟開放性，更重要的是從體制基礎上保障發(fā)展順利進行，以提供經濟增長的最佳遠景。

第六章試圖對美國占領伊拉克期間的成本效益進行分析，對自由帝國模式是否適用于那個不幸的國家進行探討。該章闡述美國2003 年的三個目標——確保解除伊拉克政權的武裝；顛覆一個兇殘的暴君統(tǒng)治政權；以及從根本上改變中東的政治格局——既值得稱贊又有其可行性。但是，當我寫作的時候有一點還不明確，那就是美國能否在伊拉克為成功地進行“國家重建”而投入所需的人力和時間。阿富汗就更不用說了。這主要是因為，美國選民們一貫反對政府對別的國家的長期承諾，即使歷史經驗證明，這些長期承諾對一個國家向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政府成功轉型是有必要的。我雖真誠地希望自己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我仍然對美國是否有能力在伊拉克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體制表示懷疑，因為美國在歷史上偏好短期的、以軍事干預為主的行為。而且，美國一貫不愿意從這種無效的短期行為中吸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