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2日，《時報》刊發(fā)了《論李烈鈞之野心》一文，其中露骨地攻擊說：李烈鈞、胡漢民兩人抱有野心，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反對中央。胡漢民反對中央集權，李烈鈞也反對之，胡漢民反對軍民分治，李烈鈞同樣亦步亦趨。二人互相聯(lián)絡，相互勾結，一旦中原事變，二人勢必割據(jù)地方，李憑借胡獲得出?？?，胡借助李進入長江渠道，二人構成犄角之勢，進則逐鹿中原，爭奪天下，退亦不失為一方之霸主。

這次的“軍民分治”討論中，曾在高州率部反正、后任廣東軍政府參都督的前清軍官黃士龍不失時機地跳了出來，他在寫給曾經(jīng)的上司和同僚胡漢民的信中公然辱罵道：你的種種舉動，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惜你沒有這種力量，所以也沒有這種狗膽。你的野心，難道是獨立就可以滿足的嗎？

民初的一系列爭論，如定都之爭、軍民分治等，云南都督蔡鍔一直站在袁世凱的一邊，不過這也并不奇怪，因為他本人一直是“富國強兵主義”的提倡者，以大局為重，贊成中央集權應出于其本意。

袁世凱發(fā)出“軍人不得干政”的指令后，蔡鍔隨即提出“軍人不黨主義”，并退出了自己參與發(fā)起的“統(tǒng)一共和黨”（蔡任總干事）。蔡鍔以為，軍人入黨將導致武力摻入正常的政治斗爭，新的政治制度無從建立；而統(tǒng)兵將領與士兵加入各黨派（包括會黨），勢必會因政見分歧而引發(fā)兵變，如此一來，國家與社會更容易引發(fā)動蕩。就后來的歷史看，蔡鍔的“軍人不黨主義”無疑有先見之明。

在與袁世凱的對抗中，江西都督李烈鈞是最為突出的一個。九江革命時，李烈鈞的士官同學、原江西新軍的教練官余鶴松被推為旅長，但在后來的軍隊整編中，余鶴松所部改由歐陽武（也是李、余的士官同學）統(tǒng)領，余則作為都督府代表派駐北京。對此安排，余鶴松極為憤怒，他到北京后，袁世凱看出苗頭，當即讓他潛回江西并事先承諾，只要他推倒李烈鈞，江西都督的位子就是他的。12月10日，余鶴松發(fā)動舊部兵變，但被李烈鈞迅速調兵鎮(zhèn)壓，在百余人被槍殺后，余鶴松僥幸逃脫。

因殺人過多引起了輿論的指責，李烈鈞事后又擺出和平姿態(tài)，他聲稱今后將專心治軍，而請袁世凱任命民政長，以期平復各方的指責。實際上，李烈鈞對民政長的人選早有安排，那就是自己的老師、前清江西武備學堂總監(jiān)汪瑞闿。按說，李烈鈞推薦汪瑞闿，袁世凱加以任命，事情就算完了，但事生變故，汪瑞闿囿于傳統(tǒng)觀念，他認為民政長（即前清之布政使）應由中央直接任命（而不是地方都督推薦），于是他跑到北京謁見袁世凱，并與后者拉上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