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問題在于，新軍體制一直對官兵進行忠誠教育而不是職業(yè)化教育，這種忠誠教育說到底就是一把雙刃劍。你可以向軍隊灌輸皇上、皇太后如何偉大如何英明，應該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經(jīng)過長時期灌輸，軍隊官兵當然會信這一套。但是這種灌輸無疑打開了另外一扇方便之門，那就是你可以灌輸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革命黨人也可以在軍隊中宣傳皇上和皇太后都不是東西，腐敗墮落，罪大惡極，是革命的對象。于是熱衷于政治憂心于國事的湖北新軍當皇族內(nèi)閣宣布后，當鐵路干線國有政策宣布后，尤其是當湖北、湖南、四川等地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發(fā)生后，他們覺得作為國家柱石，有責任表達自己的看法，有責任推動政治良性發(fā)展。這就是湖北新軍發(fā)動武昌起義的根本原因。

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清廷不惜代價訓練新軍的目的原本是為了向日本復仇，是用于對外戰(zhàn)爭，然而在1900年的義和團戰(zhàn)爭中，在1904年的日俄戰(zhàn)爭中，大清國都沒有機會將新軍用于對外進攻或防衛(wèi)。這樣一支經(jīng)過精心訓練的新軍一直沒有對外戰(zhàn)爭的機會。然而不論是否有對外戰(zhàn)爭的機會，國防軍的功能是不應該改變的，其職責只能是對外戰(zhàn)爭，是與外國維持和平，這是國防軍的唯一責任。但是，十幾年的和平發(fā)展，清廷始終沒有去規(guī)范新軍的功能，始終對新軍抱有一種政治上的額外期待，總是想著將這支重要的力量用于國內(nèi)政治變革上，于是你可以將這支軍隊用于維護朝廷推動君主立憲，我就可以煽動這支軍隊反對朝廷進行革命。在晚清最后十年，新軍將領確實對清廷倡導的預備立憲貢獻極大，許多將領差不多就是那時最杰出的政治領袖。從狹隘的利益和短期目標說，這是成功，是必要，但從長遠利益看，這在很大程度上種下了1911年大革命的種子。這對后來的民主革命來說固然是一件幸事，但從近代民主民族國家構建來說，未免還差十萬八千里，也為后來的政治糾紛預留了巨大空間，其貽害絕對不應該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