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quán)貴們的支持下，義和拳更是肆無忌憚，任指他人為教民，甚至借機報以私仇。據(jù)記載，如有良民被指認為教民后，及強令燒香焚表，倘若紙灰不起，便誣稱為教民，結(jié)果往往是“槍刀并下，眾刃相交”，或者“亂刀剁死，就地掩埋”，等等。另外，還有一種辨認教民的離奇方式，那就是看額頭十字---但額頭豈能看出什么字！不過是隨意指認，隨意誣指，多幾個冤殺鬼罷了！

最為荒唐的是義和拳殺白蓮教徒。據(jù)《西巡回鑾始末記》中的記載，說義和拳“攻交民巷西什庫，既屢有殺傷，志不得逞。而教民亦合群自保，拳匪不敢前，乃日於城外掠村民，謂之白蓮教，以與載勛。載勛請旨交刑部斬於市，前後死者男女百馀人，號呼就戮，哀不忍聞，皆愕然不知何以至此也。觀者數(shù)千人，莫不頓足嘆息，憐其冤。”據(jù)時人推測，義和拳之所以要誣指無辜村民為白蓮教，原因是“攻人無績，故以此效忠”，這個結(jié)果便是一百多人無辜送命。臨刑時，街上人看到那些窮苦黑瘦的饑民，說：“如此樣兒，亦想做皇帝耶？”更荒唐的是，官人在行刑前問劉大姊、二姊：“你們習白蓮教耶？” 大姊、二姊皆驚問什么是“白蓮教”。

在失控狀態(tài)下，暴力便代表了“正義”，殺戮也成了家常便飯。令人恐懼的是，類似的事情在后來八國聯(lián)軍對義和拳民的屠殺中，得到同樣甚至是加倍的報復(fù)。在暴戾性殺戮面前，東方與西方、愚昧與文明幾乎沒有本質(zhì)性的區(qū)別，加上后來那些清軍殘兵敗勇的劫掠暴行，老百姓才是這場浩劫中的最大犧牲品。

（四）、謠言與從眾行為

庚子年中，謠言盛行，正如時人所說，“謠言謬說，日盈于耳”，這個時期的謠言基本繼承了之前三十年的反洋教斗爭傳統(tǒng)，其內(nèi)容也大同小異，無外乎傳教士“拐騙男女幼孩，取其精髓，造作丸藥”；“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入教后“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諸如此類。這些謠言，目的是將外國傳教士丑化成妖魔鬼怪，雖然都是些捕風捉影的無稽之談，但由于其形象突出、鮮血淋漓，倒也具有極大的煽動力。

謠言之所以能夠廣泛傳布，還在于當時社會上的一種普遍彌漫的焦慮情緒，而在政府權(quán)威缺位、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這種焦慮情緒往往導致民眾的緊張和盲目性，進而導致社會心理學中所說的“從眾行為”，俗稱“隨大流”。所謂“言者不知其妄，聞?wù)咝乓詾檎妗?，“言者如是，聞而傳者如是，傳而力爭者?fù)如是”，結(jié)果是一傳十，十傳百，人云亦云，異口同聲，待到“假到真時真亦假”的時候，這種強烈的社會輿論和環(huán)境氣氛使得人們不得不信，反對自己的理性思考持存疑的態(tài)度（因為謠言至少可以緩解因不確定性帶來的緊張焦慮情緒）。

正如前文所說，義和拳在快速傳播過程中使用當時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那就是在傳單揭帖的末尾加入諸如“傳一張能免一家之災(zāi)，傳十張免一方之災(zāi)”或 “傳三張，免一家之災(zāi)；傳十張，免此方四鄰之災(zāi)；如見不傳，必受刀頭之罪”等的恐嚇性內(nèi)容，這使得義和拳的觀念（包括謠言在內(nèi)）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得以傳播，這也是義和拳迫使人們“順從”或“從眾”的一種手段。

謠言對當時生活的影響很大，其中使用最為成功的一個謠言是教民往公用水井中投毒，這在激起普通民眾與教民的對立乃至仇視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作用，甚至造成了華北部分地區(qū)的恐慌。由于局勢劇烈動蕩，普通百姓在驚惶恐懼中很容易受到謠言的影響，譬如《潛園瑣記》中曾描寫庚子年義和拳高潮時期，山西太原“百十村莊因訛言而傳擾者大半”，每當訛言一起，即“人民驚惶，群相奔走”；“悲啼呼號，男負其妻，子負其母，披星踏露，四散遁逃”。例如七月七日夜半，“街市傳言教民來攻城，闔城士庶奔走相蹂躪”，等到天曉，始知無事；過了幾天，又傳“柳林莊教民亂”，“各村人民驚恐無措，鳴銅鑼，繕守御，田畝農(nóng)夫僉負耒□而歸，老弱婦女咸仰屋而泣”，但事后才知道，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虛驚一場，“民乃不擾”。

類似的事情，在天津等地也多有發(fā)生，可謂是稍有風吹草動，便立即草木皆兵，這也反過來說明了社會正處于一個失控的動亂時期。為了消除心中的焦爐和出于自身安全的考慮，普通百姓在“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tài)下，即使他們沒有加入到這場斗爭的漩渦，但也必然為當時的社會形勢所逼迫，最終做出超乎尋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