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能標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標榜君主立憲，沒有了旗幟鮮明的“義聲”，反不如養(yǎng)晦待時，以觀后變。在他看來，機會在數(shù)月之后一定光臨，他說：“蓋數(shù)月之后，茍新政府尚未成立，則全國糜爛，固渴需建設(shè)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無論居政治之中心者為袁世凱與（疑為或）為黃興，要之彼輩皆不學(xué)無術(shù)，欲實施憲政，其缺點必次第暴露。且大亂之后，非用專制手段必不能整齊庶政，而現(xiàn)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謂欲求得自由耳。茍新政府成立，仍用專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竊意數(shù)月之后，執(zhí)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謗，而為眾矢之的，上下沖突之事，或仍（疑為乃）發(fā)生于斯時也。借輿論之勢力，別樹鮮明之旗幟，以號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保ㄍ希?96頁）

武昌起義之后，圍繞梁啟超的回歸與出路，康梁一派也有過兩次比較集中的爭論。大致以民國成立、清廷退位為界限。此前，爭論的焦點是速回還是待時，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時，因為南方革命黨氣焰正盛，難免會有對梁啟超不利的舉動，甚至?xí)行悦?。他們有一個基本判斷，即認為南北之爭，南方必敗。袁世凱有軍隊，有權(quán)術(shù)，對付革命黨綽綽有余，搞建設(shè)，還要靠立憲派。他們夢想著“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夢想著袁世凱請他們出來收拾殘局，他們低估了革命黨，也錯看了袁世凱。事實上，吳貫因所期待的機會一直沒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國家政治始終如一團亂麻，很難理出個頭緒。但梁啟超對袁世凱似乎還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為袁世凱獻計獻策，一面繼續(xù)策劃回國。于是，各種意見又紛紛揚揚傳到了蝸居日本的梁啟超手里，請他自酌之。

這時已是民國元年（1912年），年初，由孫洪伊介紹，梁啟超加入了共和建設(shè)討論會，并先后撰寫了《中國立國大方針商榷書》和《財政問題商榷書》兩篇長文交該會印行發(fā)表。這是一個由前清立憲派人士以及舊官僚中比較開明的人創(chuàng)建的組織，其中有幾位還是當(dāng)?shù)刂J議局的局長，如湯化龍就是湖北諮議局長。他們都是梁啟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啟超為領(lǐng)袖，希望袁世凱召梁回國。這一年的春天，梁啟超又動了回國的念頭。大約三四月間，他派遣湯覺頓先行回國，探詢消息。這時，國內(nèi)的形勢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湯覺頓寫信向梁啟超匯報回國后的所見所聞，他說：“同人對于我公行止，主歸者多，惟斷不可入政界，入黨派，結(jié)黨亦宜少待，但遷《國風(fēng)》歸，或辦一法政大學(xué)，以為立足點，漸漸與社會接洽，為一無形之團體，待時機已熟，然后生發(fā)他種事業(yè)?！彼脖硎举澇蛇@種意見。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為的態(tài)度，倒是希望梁啟超能在政府或內(nèi)閣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凱想來是不會反對的，如果說有人反對的話，也只有南方的革命黨，“今用人之權(quán)全是南北協(xié)定，而南方議院權(quán)特重，豈有容我輩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頁）

在萬木草堂的老同學(xué)中，身處海外的徐勤最擁護老師康有為的意見，他多次致信康有為，責(zé)問梁啟超遲疑不決的原因：“究竟遠（梁啟超，有孟遠之稱）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遠不行，無不大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為之解。當(dāng)去年十二月和議未成，遠如北行，則今日閣席必分一席，今若喪家之狗，無所歸宿，言之氣結(jié)。吾黨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實事全無，不免有文人習(xí)氣，豈能立于競爭之世耶？”所以，當(dāng)他聽說梁啟超已有回國打算時，異常興奮，馬上致書梁啟超：“大駕月內(nèi)返國，合并各黨為一黨，與黎（黎元洪）為一黨領(lǐng)袖，聞之狂喜。”（同上，626～6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