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梁啟超最初并不為所動。據(jù)十月初六日《申報》載，他致電袁世凱，懇請辭去法律副大臣一職，并建議“速開國民會議，合全國人民代表，以解決聯(lián)邦國體、單一國體、立君政體、共和政體之各大問題，及其統(tǒng)一組織之方法條理”。（同上，563頁）他認為，只有這樣，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禍。同一天，他又致信羅癭公，要羅向袁世凱陳述他不就職的理由以及準備與袁合作的設想。其中寫道：

鄙人既確信共和政體為萬不可行于中國，始終抱定君主立憲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實現(xiàn)，端賴項城（袁世凱），然則，鄙人不助項城，更復助誰？至旁觀或疑為大勢已去，引身規(guī)避，此則鄙人平生所決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義，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強御之可畏。昔者與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與不正之輿論斗，亦同此精神。項城若真知我，當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堅辭不就職者，凡辦事貴期于有成，當不惟其名，而惟其實；當用所長，而不當用所短。

吾自信，項城若能與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為。雖然，當今舉國中風狂走之時，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驟然相合，則是并為一的，以待萬矢之集，是所謂以名妨實也。吾自問，對于圖治方針，可以獻替于項城者不少，然為今日計，則撥亂實為第一義，而圖治不過第二義。以撥亂論，項城坐鎮(zhèn)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zhuǎn)移國民心理，使多數(shù)人由急激而趨于中立，由中立而趨于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則必與政府斷絕關系，庶可冀國民之漸見聽納。若就此虛位，所能補于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fā)言之余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熟思審處，必當先開去此缺，乃有辦法。

他還說：

共和之病，今已見端，不出三月，國民必將厭破壞事業(yè)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時，則我輩主義獲伸之時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師無恙，其下手在調(diào)和親貴，支持財政，項城當優(yōu)為之。次則因勢利導，轉(zhuǎn)變輿論，鄙人不敏，竊以自任。鄙人無他長處，然察國民心理之微，發(fā)言抓著癢處，使人移情于不覺，竊謂舉國中無人能逮我者。（同上，569570頁）

梁啟超所說不無道理，對于一個試圖以言論影響輿論，轉(zhuǎn)移國民心理的人來說，必須與政府斷絕關系，確保其獨立之身份，才能保證言論的客觀公正性，并具有說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憲、開明專制，希望通過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實現(xiàn)社會的轉(zhuǎn)型。此時，他發(fā)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欲就理論方面貢獻其解決國體、政體問題的意見。這篇文章分為上下兩篇，上篇論單一國體與聯(lián)邦國體的問題，下篇論虛君共和政體與民主共和政體的問題。為什么會提出聯(lián)邦國體的問題呢？梁啟超說：“我國之大一統(tǒng)，逾二千年，單一國聯(lián)邦國之問題，本無從發(fā)生也?！保ā讹嫳液霞の募分?，27頁）但武昌起義之后，在很短的時間里，各省相繼宣告獨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組織聯(lián)邦國的方式實現(xiàn)新的統(tǒng)一。他譏笑有這種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繞的彎子太大了，本來是一個大一統(tǒng)的國家，分割成若干小國，再聯(lián)合成一個大國，這么做意義何在？而且他說：“今日合全國俊髦，以謀構(gòu)造唯一之新中國，猶懼不給，其更有余力以先構(gòu)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審也。夫構(gòu)造唯一之新中國，不過由舊而之新耳，為事雖難而尚易；構(gòu)造二十余邦，乃自無而之有，為事似易而實難。此不可不熟審也?！保ㄍ希?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