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庚戌、辛亥這兩年（1910—1911），就出現(xiàn)了一個奇特的回光返照的景象，一方面是滿洲權貴以中央集權的名義強行收回各省督撫的權力，對于漢人中的各省疆吏或罷免、或內用，前者如袁世凱、岑春煊，后者如張之洞；一方面提拔滿洲權貴中的少壯派，讓他們擔任重要方面的尚書或重要省份的總督。辛亥四月，朝廷頒布新訂內閣官制，取消軍機處，設立責任內閣。新內閣總理大臣由慶親王奕劻出任，閣員十三人中，滿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時人稱作“皇族內閣”?；首鍍乳w一登場，全國輿論為之大嘩，立憲派更是極度失望。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國鐵路干路收歸國有的政策，此前批準的干路商辦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國震動，民怨沸騰。自上一年三次國會請愿運動失敗以來，國內立憲派對清政府已大為不滿，現(xiàn)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間，作為民意民權的代表，各省諮議局紛紛馳電反對鐵路國有，并組織大規(guī)模民眾集會，請政府收回成命。不久就發(fā)生了四川總督趙爾豐槍殺請愿民眾的慘案，結果，全國輿論更加激烈起來，結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這是出乎清廷預料的，而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陜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獨立。隨即，新軍第二十鎮(zhèn)統(tǒng)制張紹曾和第二混成協(xié)協(xié)統(tǒng)藍天蔚舉行兵諫，要求清政府改組皇族內閣，召開國會，實行憲政。迫于時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攝政王載灃的名義下了“罪己詔”。隨后，又批準了資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內閣，起草憲法，開放黨禁，赦免政治犯，并請出袁世凱，以救時艱。

袁世凱重新回到了中國的政治舞臺，而九月初九日的上諭也給了梁啟超一條生路，其中特別講道：“所有戊戌以來因政變獲咎與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懼罪逃匿，以及此次亂事被脅，自拔來歸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齒齊民。嗣后大清帝國臣民，茍不越法律范圍，均享國家保護之權利，非據(jù)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保ā读簡⒊曜V長編》，552頁）這意味著他們將在這個舞臺上再次相遇。

九月初八日，梁啟超在給徐君勉的信中詳述了他們應對新形勢的計劃，其中一個大原則就是：“用北軍倒政府，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必亡。”（同上）北軍即北洋軍，所以“或須與袁言和，同戡此難亦未可知”。（同上，554頁）在梁啟超看來，現(xiàn)在最大的危險是孫、黃革命可能造成國家分裂，從而使外國勢力坐享漁人之利。“故革命軍殺盡滿人之時，即中國瓜分之時也?！彼f：“夫痛恨滿人之心，吾輩又豈讓革黨？而無如此附骨之疽，驟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暫借為過渡，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國勢既定，存之廢之，無關大計，豈慮其長能為虐哉？吾黨所堅持立憲主義者，凡以此也?！保ㄍ希?53頁）

他們的如意算盤是，利用載濤掌握禁衛(wèi)軍，以對抗載澤和奕劻，必要時進駐宮門，驅逐奕劻和載澤，由載濤自為總理，殺盛宣懷以快天下之心，并立即召開國會。同時聯(lián)絡駐防保定的第六鎮(zhèn)，以為己用；因其統(tǒng)制吳祿貞曾在庚子年（1900年）參與唐才常組織的自立軍勤王起義，與梁啟超也有一些交情。十數(shù)天后，情況發(fā)生變化，在梁啟超啟程由日本返國時，吳祿貞已死，灤州起義則在策劃之中。他不得不轉而實行以張紹曾、藍天蔚二軍恢復北京秩序的計劃，臨行前又致徐君勉一書，其中明確講到了“和袁，慰革，逼滿，服漢”的八字方針。（同上，558頁）而袁世凱出山不久，也在九月二十六日通過的新內閣名單中為梁啟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雙方這么快就能放棄前嫌，互致善意，并不說明他們馬上就能走到一起，而只能是一種審時度勢之后的策略安排。說白了，他們雙方都感覺到了，要在此時有所作為，都不能不借助于對方的勢力和能力。現(xiàn)在講到辛亥革命，只講孫中山、黃興，袁世凱則被說成反動派、竊國大盜，梁啟超和立憲派根本不提或很少提起。其實這是不對的，不是辛亥革命的真面目。事實上，在辛亥革命中，立憲派的勢力舉足輕重。沒有他們，單憑革命黨或袁世凱，都不足以顛覆清王朝，結束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梁啟超正是立憲派的精神導師或領袖。他們居于革命黨和袁世凱之間，他們倒向哪一邊，都將深刻改變當時的力量對比。梁啟超看到了這一點，袁世凱也看到了這一點，沒有看到這一點的，恰恰是革命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