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伏的1976年終于過去。

1977年的元旦鐘聲剛剛響過，一個新的難題又橫亙在華國鋒面前：

1977年1月8日是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忌日，全國上下涌動著一股追悼周恩來的熱流。要不要隆重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華國鋒頗為躊躇。這是因為，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這股熱流，顯然是和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休戚相關。因為在1976年清明節(jié)之際，人們懷念周恩來，卻遭到“四人幫”的強制迫害。這種受壓抑的感情，由于周恩來逝世周年忌日的臨近，又要噴發(fā)出來。

不言而喻，人們這一回悼念周恩來，隱含著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強烈要求。因為“天安門事件”是被“四人幫”鎮(zhèn)壓下去的，如今“四人幫”倒臺，人們理所當然地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借助于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呼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無疑是一個極好的契機。當然，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也就包含著要求為鄧小平平反。

這么一來，紀念周恩來成了當時敏感的話題——與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為鄧小平平反緊緊相連。華國鋒可以用“兩個凡是”來壓制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以及為鄧小平平反，卻沒有任何理由去阻擋人們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人民日報》抓住這個機會，打算隆重地、大規(guī)模地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

不過，《人民日報》畢竟是中共中央機關報，必須向中央請示關于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宣傳口徑。

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作了這樣的答復：只發(fā)四五篇紀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個人名義寫回憶周恩來的文章；不要提周恩來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周恩來的紀念展覽不要對外開放；《人民日報》不要發(fā)社論。

汪東興還說，對周恩來的評價不準超過悼詞，因為悼詞“是毛主席審查過的”。

當時，一部悼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的紀錄片中，解說詞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汪東興堅持要刪去。汪東興說，這句話是周恩來悼詞中所沒有的，而悼詞是經過毛澤東三次審看過的。

聽說《人民日報》要寫一篇紀念周恩來的社論，汪東興質問道：“你們是不是要給總理另外作一篇悼詞？”

《人民日報》反映，周恩來逝世時，由于受“四人幫”壓制，許多紀念文章寫了登不出來。如今已經粉碎“四人幫”，報社收到許多紀念周恩來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東興答復說，不能多登，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guī)模。

《人民日報》就查了一下，毛澤東逝世時，《人民日報》總共發(fā)了66個版的紀念文章。既然汪東興要求“不能超過紀念毛主席的規(guī)?！保蔷偷?0多個版。

就在周恩來逝世一周年之際，北京發(fā)生了一樁震驚全城的“大字標語案”。

這大字標語是一位名叫李冬民的小伙子領著十幾位青年寫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李冬民等刷出大字標語：

堅決要求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堅決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

這大字標語道出了成千上萬人的心聲，也就在北京迅速傳了開來。

李冬民雖說年輕，在北京還是頗有名氣的?！拔母铩敝?，李冬民是北京第25中學的高中生。在“文革”中，他沖沖殺殺，成了北京市中學紅衛(wèi)兵代表大會（簡稱“紅代會”）核心組組長。后來，當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他當選為常委。他在1968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7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3年，李冬民復員，在北京重型機器廠當工人。

在“文革”初期，李冬民曾經“造反”，但是后來漸漸醒悟，不滿“文革”。正因為這樣，他在1976年清明時節(jié)參加了天安門廣場的悼念周恩來活動。也正因為這樣，他在1977年1月，冒著刺骨寒風，刷出了震驚北京的大字標語。

令人吃驚的是，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等把李冬民定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

華國鋒為此案定性為“抬鄧、反華、保王洪文”。

“抬鄧”，也就是要“抬”鄧小平出來工作；“反華”，即反對華國鋒；“保王洪文”，則是強加之詞。

在北京發(fā)生“李冬民案件”之后不久，在遼寧省旅大市委、市“革命委員會”門口出現(xiàn)了一批大字報，批評吳德，批評陳錫聯(lián)，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還提出：

堅決擁護鄧小平為國務院總理！

堅決擁護鄧穎超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他們擁護鄧穎超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長，顯然是由于鄧穎超是周恩來夫人。他們懷念周恩來，所以表示堅決擁護鄧穎超。

中共遼寧省委馬上把這一緊急情況報告中共中央。華國鋒看了電話記錄后，作了如下批示：

擬告遼寧省委，對此反革命大字報，應該追查。

就這樣，紀念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是在“不冷不熱”中度過：

所謂“不冷”，是跟周恩來去世時比。因為周恩來去世時，姚文元嚴格控制輿論，冷冷清清。所謂“不熱”，是因為華國鋒、汪東興對此嚴加控制，生怕一“熱”起來，會助長要求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情緒。

周恩來逝世一周年忌日，總算“平安”地度過。然而，新的難題又接踵而至，擺在華國鋒和汪東興面前。

那是因為隨著批判“四人幫”的深入，人們不滿足于揭發(fā)“四人幫”的罪行，而是進一步開展對“四人幫”理論體系的批判。

汪東興否認“四人幫”有什么理論。汪東興曾說，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會打棍子，張春橋和姚文元是書呆子，他們沒有什么理論。

然而，批判的鋒芒開始指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文革”中發(fā)表的兩篇重要的署名理論文章：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于1975年3月1日發(fā)表在《紅旗》雜志1975年第三期上。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則于1975年4月1日發(fā)表于《紅旗》雜志1975年第四期上。

照理，在批判“四人幫”時，當然應該批判張春橋、姚文元的理論文章。有人寫了批判文章，打算在《紅旗》雜志上發(fā)表?！都t旗》雜志為此向汪東興寫了請示報告。

1977年2月4日，汪東興竟作了這樣的批復：

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

汪東興這一批示，實際上也就是華國鋒所說的“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

其實，張春橋和姚文元這兩篇文章，不僅因為“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看過的”而不能批判，更重要的是，這兩篇文章反映了毛澤東晚年“左”的思想。所以，批判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是批“左”。

張春橋和姚文元雖說都是筆桿子，但是在成為“中央首長”之后，幾乎動口不動手，只是發(fā)表各種講話，不寫文章了。他倆突然在1975年春接連發(fā)表理論性長文，是因為毛澤東說了話。

那是1974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他81歲壽辰之時，就理論問題作了如下指示：

列寧為什么說過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fā)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fā)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

林彪一類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

既然毛澤東說要“搞清楚”列寧所說的問題，于是，張春橋和姚文元也就以“理論家”的姿態(tài)，寫了理論長文，加以論述。

批判張春橋和姚文元的這兩篇文章，實際上也就觸動了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汪東興的批示，為批判“四人幫”設下了禁區(qū)，即只許批右，不許批“左”。

更為嚴重的是，由汪東興領導的文件起草小組，在為1977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起草報告時，竟把張春橋、姚文元在兩篇理論長文中所宣揚的四個極左觀點，都寫了進去。

這四個極左觀點是：

一、對資產階級要實行全面專政；

二、按勞分配是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

三、要批判唯生產力論；

四、要批判資產階級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