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主題

這個階段將會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倘若以撰史為生，歷史學家似乎多選擇與公眾興趣相關的主題，通常關乎民族榮耀或精彩的戰(zhàn)爭。擁有私人收入的歷史學家（20世紀以前的歷史學家多屬此類）則較自由，例如吉本，可任意選擇中意的主題。即使所選主題已有相當著述行世，亦不曾形成妨礙，當然，他們必定是有新見解要表達。學院派歷史學家則相反，他既是教師，也是學生，并非擁有完全的自由選擇權。他曾在自己傳授的領域投下相當資本（指他付出的辛勞），所以他的書不太可能走出他的領域之外。

另一個超出想象的經常之舉，乃是歷史學家并非選定主題之后，才去尋找證據，而是有了一堆證據，然后看看能寫成什么樣的書。多年以前，筆者曾埋首高等海事法院（High Court of Admiralty）16世紀檔案之中探究某個問題，發(fā)現(xiàn)檔案錄中經常出現(xiàn)雷利（Ralegh）的大名，因此筆者乃轉而撰述這名海員兼朝臣與殖民者的家族史。更負盛名的則是《蒙塔尤》一書，它是勒華拉杜里有關中世紀鄉(xiāng)村的生動研究，利用一位法國主教的異端裁判的筆錄，勒華拉杜里成就非凡，撰寫出一部中世紀農民的直接證詞，用他們自己的話來描述他們的生活。Le Roy Ladurie（1978）.

戰(zhàn)時的窘迫，也會讓人在不同尋常的狀況下著述。1940至1944年間，荷蘭歷史學家戈耶爾（Pieter Geyl）不論身處德軍占領下的荷蘭，還是身陷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集中營，堅持寫下一本有關拿破侖的歷史巨著--《拿破侖：贊同與反對》（Napoleon：For and Against）。Geyl（1965）.法國歷史學家布洛赫，曾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為祖國抗敵，1940年法國淪陷后，布洛赫沉思不已，寫下了他的刻骨銘心之痛，并為法國的崩潰尋找解釋，最后加入地下反抗軍，而在1944年遭德軍槍殺。Bloch（1968）.歷史學家能以自身的經驗來提供證據，亦屬少見。1945年，英國一名情報官受命調查希特勒的死亡，兩年后，這位名叫特雷弗-羅珀的軍官寫下一部精簡的杰作--《希特勒的末日》（The Last Days of Hitler）。Trevor-Roper（1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