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馮友蘭來說，由研究哲學進而發(fā)展到研究哲學史，既是一個飛躍，也是一種必然。不了解中國哲學的發(fā)展脈絡，就不可能對中國哲學本身有真正的理解。20世紀20年代，在中國出現(xiàn)了一本被馮友蘭譽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那就是胡適所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但是，對胡適所代表的“疑古派”以及傳統(tǒng)的“信古派”，馮友蘭均不茍同，而是采取了“釋古派”的治學方法，系統(tǒng)地敘述了古今哲學諸家的學說精髓，并予以詳盡的考證。他自己認為，自己的這部書有一些基本的觀點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而后來也不能改變的”。這并非自視過高，因為對于這部書，著名英國學者李約瑟在數(shù)十年以后仍給以極高的評價，他說：“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

《中國哲學史》于1934年8月分兩卷出版。就在這年的11月，馮友蘭卻突然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了，莫名其妙地被輾轉押到保定監(jiān)禁了兩天。經(jīng)友人多方斡旋后，又被莫名其妙地釋放了。

原來，一年前馮友蘭借休假機會赴歐洲考察，曾專程去蘇聯(lián)游覽，不久前回國，多次發(fā)表演講，對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制度頗有好感，而且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說道：“一種社會的經(jīng)濟制度要一有變化，其他方面的制度，也一定跟著要變?！边@未免有“赤色分子”之嫌了。

然而，作為堂堂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就這樣想抓就抓，也未免太過分了！此事自然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動。魯迅當時曾說：“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倍T友蘭本人則說：“我可以乘此機會與南京政府決裂，大鬧一場，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蛘呤抢^續(xù)我過去的那個樣子，更加謹小慎微，以避免特務的注意?！彼吘故莻€“安分守己”的人，所以“還是走了后一條路”。

馮友蘭人生的第三個階段，是從1936年到1948年，就是從日本全面展開侵華戰(zhàn)爭直到解放戰(zhàn)爭那段歷史時期。

“七七事變”爆發(fā)不久，北平淪陷，京師諸多大學被迫南遷。馮友蘭經(jīng)長沙至南岳，參加由北大、清華及南開三校合并成立的“長沙臨時大學”。因戰(zhàn)事失利，不久后繼續(xù)南遷，繞道越南而赴昆明，一路艱辛，無法細述。在路過憑祥的時候，馮友蘭不慎左臂骨折，在河內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才得重新上路。許多年后，他的女兒宗璞曾在一篇文章中記述了這件事情，不過那是馮友蘭的好朋友金岳霖以一個哲學家所獨有的幽默所進行的“藝術加工”：“當時司機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要過城門了。別人都很快照辦，只有你父親聽了這話，便考慮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的區(qū)別是什么，其普遍意義和特殊意義是什么。還沒考慮完，已經(jīng)骨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