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政府先后設立了國防參議會和國民參政會，沈鈞儒被聘任為參議員和參政員，積極為抗日救國獻計出力。1938年7月，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一屆第一次會議，沈鈞儒在會上提出了《切實保障人民權利案》，要求國民黨政府取締使用非法手段對抗日群眾進行迫害，釋放在押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自由等。在隨后開展的民主憲政運動中，沈鈞儒更是積極參與其中，并始終站在運動的潮頭。他曾說：“從民元前我就參加了憲政運動，直到現(xiàn)在，憲政一天不完成，我就還是憲政運動的積極分子。”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動方針，并決定設立“防共委員會”，致使國共關系日趨緊張。為了調(diào)解國共關系，沈鈞儒、鄒韜奮和梁漱溟、黃炎培等人于同年11月成立了“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但當蔣介石從梁漱溟口中得知有沈鈞儒、鄒韜奮參加時，非常不滿地說：“他們是中共的外圍，怎么能和你們搞在一起？”梁漱溟只好解釋說：“以我所知，兩位并沒有成見的，與其讓他們在這一組織的外面，還不如約在里面?！笔Y介石才點頭默許。

蔣介石將沈鈞儒等人視為“中共的外圍”，并非完全是捕風捉影。1939年夏天，沈鈞儒在重慶就曾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的要求，當時周恩來表示：“先生現(xiàn)在是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不參加比參加了作用更大，對工作更好?！鄙蜮x儒服從革命需要，遂未堅持入黨要求。新中國成立后，沈鈞儒又曾兩次提出入黨要求，但基于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中共仍然希望他能夠留在黨外，并由周恩來出面，將其定位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

由于沈鈞儒的左派立場，1941年3月，在決定將統(tǒng)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時，有人認為沈鈞儒及其領導的救國會與中共關系過于密切，擔心將他們吸收進來，會被國民黨蔣介石視為“中共外圍的擴大”，因此建議沈鈞儒和救國會暫不參加。沈鈞儒為顧全大局，只好表示同意，直到張瀾接任民盟主席后，才于1942年1月率領救國會正式加入民盟，從而大大增強了民盟的戰(zhàn)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