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70年代初，用羅斯自己的話來總結就是，“有三件事促使我成為公眾人物”。一是在他的幫助下，澳大利亞在野黨領袖惠特拉姆完成了北京之行。周恩來總理曾當面夸贊羅斯為惠特拉姆做前鋒。隨著惠特拉姆的上臺，中澳兩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二是，得益于此，羅斯受《大西洋月刊》之托，寫出了一系列文章和暢銷書《八億人》。這些材料很快受到白宮的重視，在他以前的老師基辛格的精心策劃下，尼克松成功訪華。訪問期間，羅斯每天早晚兩次坐在紐約CBS電視演播廳里擔任評論員，向全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觀眾解釋總統(tǒng)訪華的各種畫面。

尼克松訪華以后，美國有許多外交官和國際問題專家擔心并批評美日關系可能會受到影響，而羅斯則持不同的看法，“認為尼克松此舉對美日關系造成的破壞是暫時性的”，“日本隨時可以同中國恢復正常關系”，“不久后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證實了這一點”。就這樣，羅斯顯然又正確了一回。

羅斯的《八億人》出版后很快被翻譯成日語、挪威語和德語，甚至中國大陸也內部發(fā)行了中文本，書名叫《八億人----來自中國的報道》，譯者竟然是張治中的三女兒張素初。該書出版后在世界各地好評如潮，被譽為是1949年以來描寫中國最好的作品，足以與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齊名。斯諾的原配夫人海倫也來信祝賀，但是卻不同意作者在文章中曾經說過的一句話：“我批評今天的中國，并不是因為其缺乏資本主義的自由，而是不相信創(chuàng)新性人才”。海倫反駁說，“中國最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物是毛澤東！”，“他是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首屈一指的創(chuàng)新人才”。可是羅斯回信說：“毛澤東和斯大林一樣，的確具有現代的特征”，“但毛澤東和斯大林卻仍然分別建基于中國和俄國傳統(tǒng)的專制主義”。今日回首，到底是誰的觀察透徹呢？豈非一目了然。

《八億人》脫胎于羅斯本人發(fā)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兩篇長文，羅斯和《大西洋月刊》為此還獲得了美國國家雜志獎。頒獎儀式后，由《未來的沖擊》一書的作者托夫勒講話。大概也正是由于自己一貫的“正確”，羅斯才有自信后來在《我與中國》一書中針對托夫勒的講話說，“但我并不相信他能比我們其他人更清楚地球的未來”。至于羅斯本人后來如何精確地預見中國的未來，例如中美兩國究竟在哪一年建交，甚至在毛澤東逝世兩年之前就寫信給哈佛社會學系的丹尼爾·貝爾教授，“展望了毛澤東逝世四年后中國的發(fā)展趨勢”，還是請讀者們自己去閱讀《我與中國》一書，并親自體驗讀書的快樂吧。

2011年7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