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科技、文化與貿易是作者頗感興趣的問題，是作者重點介紹的篇章。他視宋代為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因為它出現(xiàn)了科技與文化的普遍繁榮，社會財富有較多的積累，社會發(fā)展處于世界的領先地位。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記載，直接與中國交往的國家與地區(qū)達50多個，有時候宋朝還利用使臣出國之機招徠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宋代“貿易既盛，錢貨遂湧湧外溢。當時宋之銅錢，東自日本西至伊士蘭教國，散布至廣。”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讀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當可觀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納600人，比前現(xiàn)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只都要大得多，由于指南針的應用，宋代的商船已經結束循岸航行的狀態(tài)，克服“梯山重譯”的重重困難，實現(xiàn)了從中國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東岸的航行，對外貿易占到稅收的五分之一，墨菲這樣寫道：“到了南宋，海外貿易的規(guī)模遠遠超過當時整個歐洲的外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世紀）。宋朝時期，大型遠洋貨船上使用的各種航海技術已經臻于成熟?！?、明時期，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和海洋大國”（第145頁）?！缎聳|亞史》真是別開生面，令人振奮，表現(xiàn)出作者推陳出新的勇氣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觀之，該著獨辟蹊徑，發(fā)掘枯竭隱深，摒棄了因循沿襲的墨守成說，在史學園地樹起了一面旗幟。

在明清史研究上，《東亞史》以遠見深識傾動人心。它沒有像其他歐美學者那樣，把明清500年歷史看作是停滯與倒退，而是認為明代是中華帝國的新輝煌，在許多方面繼續(xù)為世界做出貢獻，“明朝中國發(fā)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經濟領域商業(yè)化進程的突飛猛進”（第169頁），處于社會轉型前夕。作者以一種少有的歷史自覺把握了這種趨勢。確實，明代是中國社會即將轉型的時期，內有鄭和七下西洋，使中國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以科技為媒介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科學、宗教與文化，使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模式受到沖擊。中國的傳統(tǒng)商品絲綢、茶葉、瓷器、書籍和漆器銷售到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國外市場為購買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白銀大量涌入中國，加速了國內商業(yè)化和貨幣化過程，對西太平洋經濟圈的發(fā)展十分有益。墨菲對明代中國社會工農業(yè)生產以及大眾生活的描述十分詳細，如文化和貿易蓬勃發(fā)展，商業(yè)和城市欣欣向榮，城市商人參與并推動精神文化的發(fā)展，城市居民有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這些對于讀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