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篇《幻住庵俳諧有耶無耶關》序文是否是芭蕉本人所寫，無從得知，但其中確有“外表顯談笑之姿，內(nèi)里含清閑之心”的說法。即使芭蕉反抗傳統(tǒng)，強調(diào)作為藝術的俳諧所具有的嚴肅性，但俳諧依然是俳諧，俳諧具有獨特的藝術特性。換言之，只要不是完全無視俳諧本來的性質(zhì)，它就要以某種形式將其性質(zhì)顯示出來、存在下去。所謂“談笑之姿”指的是“滑稽”的意思。然而在蕉風俳諧形成之后，“談笑之姿”與早先“貞門派”和“檀林派”俳諧中低俗卑微的“滑稽”是大異其趣的。毋寧說，蕉風俳諧更強調(diào)“閑寂”。但依我看來，盡管乍看上去或許并看不出滑稽的因素，但蕉風俳諧卻仍然含有“近于滑稽”的一面。這一點作為俳諧的本質(zhì)特征，是一直殘存在蕉風俳諧中的，也是構成俳諧本身獨特性的重要因素。被認為是芭蕉名言的、體現(xiàn)芭蕉俳諧本質(zhì)的“將俗談平話雅正化”這句話，就明明白白地說明了這個意思。當然，“俗言”本身還不能直接成為滑稽的因素，這是與和歌、連歌當中所謂的“雅言”相對而言的，但我想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蕉風俳諧確實具有一種玩笑式的、不拘謹、不死板、類似于一種滑稽感的藝術效果。即便在用語上完全不使用類似于俗言之類的詞語，那么俳句當中也仍要透露出它那獨特、奇警的觀察，在其表現(xiàn)方法當中，也仍然含有一種輕快的滑稽意味。將閑寂趣味和藝術的嚴肅性這兩者極度加以發(fā)揮，就會使低俗的“滑稽”、“諧謔”趣味受到過度壓抑，其結果就是將“滑稽”、“諧謔”的因素壓低到最低限度，于是便產(chǎn)生了基于“俗談平話”的“俳言”乃至“俳題”，以及相伴而生的特殊的表現(xiàn)方法。在這一點上，俳諧不同于和歌，形成了它的根本特色。對此，無論是蕉門俳諧，還是在后來眾多俳人的俳論中，都有著明確的自覺認識。我可以試舉一例來說明這個問題。后來一位名為白景鳥醉的俳人，其弟子將其俳論記錄成《俳諧增補提要錄》一書，其中有言：“老師常說，發(fā)句的句題應字字斟酌，首先，春季之題‘梅’‘柳’‘鶯’，此乃和歌之題，而‘灌木叢’‘風箏’才是俳諧之題。歌題之中，要有俳諧之力；俳諧之中，要用雅言，方可得其風流。‘梅花飄香，引出太陽升起’，可謂有俳諧之力；‘黃鶯啊，飛到檐廊下，朝面餅上拉屎啦’，用語平俗而有沖擊力。又，‘風箏不消停，黃昏仍朝天外飛’；‘女兒節(jié)擺出的人偶，透出古代女子的容顏’諸如此類的俳諧，因用雅言，便有古意，但仍讓人覺得此乃俳諧。”（《俳諧叢書·俳論作法集》）從這個角度來看，唯然的“梅花枝啊，還是在月光下折取吧”這樣一首俳句，使用了少量的俗語和特殊的句法，巧妙地表達了一種直接的實感。我覺得，白雄的“人在戀愛中，點燈看落櫻”這樣的俳諧，和這一句加以比較，不如說更帶有和歌的趣味。

然而，這是從俳諧的藝術形式的分析中所看到的歌題與俳題、雅言和俗言之類的區(qū)別。而要從整體上考察其審美內(nèi)容，則會看出枯淡、閑寂的趣味和俗談平話的因素中所殘留的瀟灑、輕妙的趣味，兩者渾然一體，形成了一種俳諧趣味。例如，同樣是表現(xiàn)閑寂的氛圍，“古池啊，一只蛙驀然跳入，池水的聲音”和“鳥兒棲枯枝，秋末黃昏時”這樣的俳句都具有濃重的漢詩趣味，其審美內(nèi)容完全是另一番天地。因此，總體上看，在這樣的意義上，無論蕉風俳諧如何強調(diào)其嚴肅的藝術性，從其根本上說，俳諧本身的構造中，除了一般藝術樣式中的“假象”與“實在”的對立之外，仍然更普遍地包含著“俗”與“雅”，或者說是“戲談”與“正經(jīng)”“滑稽”與“嚴肅”之間的對立統(tǒng)一。因此，“虛實”這一概念的多義性及其相關問題，與俳論的根本問題，具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系。這樣看來，在芭蕉之后各種各樣的俳論中，關于“虛實”問題的探討就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系統(tǒng)，一種是在最原初的意義上加以展開和強調(diào)的，另一種則相反。如果這個假定是正確的話，那么前者就是“正風派”，即不拘泥于歷史上作為個人而存在的芭蕉的俳風，而是在更為廣闊的一般俳諧的藝術本質(zhì)上加以反省、討論和考察；與這種傾向?qū)α?，后者則盡可能尊重芭蕉本人的傳統(tǒng)，比起俳諧的一般問題來，更重視芭蕉的俳諧這一問題。在這方面，比起“虛實”論來，自然更加重視芭蕉本人所主張的“不易、流行”論并將其加以具體展開。（鶯笠在《芭蕉葉書》中也說：“‘不易、流行’之說不是古說，而是芭蕉翁的發(fā)明，實為天才之見?！保┊斎?，我在這里并不是要將此作為一個結論提出來，僅僅是嘗試著在這個假定之下，對其他的俳論思想加以檢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