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哪里是提問？而是一個站在極高位置的文化人，對當下流行的全球化其實是過分商業(yè)化的強烈控訴，不過接在這個控訴之后的不是驚嘆號而是問號，從而使這句話充滿了沉思的意味。我對燕舞的這個問題只有以“大哉問”來形容。

本身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化人，在書中，燕舞常常透露他對世界的憂慮來，有些問題不僅是世界性的，還有強烈的歷史感。譬如書中有一篇取名為《以歷史的名義寫作，就一定要絕了取悅民眾的念頭》的文章，是采訪章東磐的記錄，章東磐現(xiàn)經(jīng)商，卻用了很大的力氣寫成了一部以“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zhàn)田野調(diào)查筆記”為副題的《父親的戰(zhàn)場》。燕舞在訪問記中說：“我最關(guān)心的還是如何正視歷史，比如說對遠征軍歷史的描述如何才能盡最大可能地還原——這段歷史以前是被遮蔽的，如今漸漸浮出水面卻又馬上出現(xiàn)矯枉過正的現(xiàn)象?！蔽矣X得這段話說得很真切，又帶著一些沉痛。燕舞的這種“自覺”很重要，尤其對一個曾高舉“古為今用”的口號、習(xí)以修改歷史為常的社會而言。還有他提到“矯枉過正”，引起我許多警語式的想象，矯枉過正也是一種遮蔽、一種扭曲。當下有許多例子，譬如“國學(xué)”、“儒學(xué)”與“傳統(tǒng)文化”等等，短短不到半世紀之間，我們對它們，不是在不斷地做著完全相反的運動嗎？每次的借口都是“矯枉過正”，而結(jié)果呢，真理豈不是同樣地被“遮蔽”著嗎？

在這本書中，受訪者的回答都十分精彩，這是作者文筆獨到的緣故。但如沒有事先在問題的背后做精心的設(shè)計，受訪者的精彩答話便無法展開，所以我說提問是重要的。 

我更欣賞燕舞能夠“發(fā)潛德之幽光”，這點是他的特殊性。他覺得在學(xué)術(shù)文化上，默默工作、不作秀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訪問了北大教授洪子誠。據(jù)燕舞的描述，洪子誠是一位1961年畢業(yè)就留校的老式教師，他“并沒有師從名師讀碩士或博士”，一生默默從事《中國當代文學(xué)史》的著作與周邊研究，而且個性低沉，不喜與人交際。我記憶最深的是在訪問中洪教授說：我不大會隨機應(yīng)變；或者說，當我要做出隨機應(yīng)變的決定的時候（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會是很困難也很痛苦的事情。從性格上，我也不習(xí)慣熱鬧，喜歡獨處，對各種潮流，因為覺得自己跟不上，后來就轉(zhuǎn)化為保持距離。 

一般的記者，比較難以注意到像洪教授這樣的人。第一他從事的工作，在一般人眼中不見得十分“重要”；第二是他是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式的人物，個性不喜往群眾中鉆，要找他也不見得找得到。而燕舞卻為他著迷，對他作了深入的采訪。燕舞覺得我們社會有洪子誠這樣的人，這個社會才有令人一探究竟的理由。我讀了這篇訪問，突然想到司馬遷在《伯夷列傳》“巖穴之士，趣舍有時”的那段，司馬遷說：“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這種聯(lián)想不見得正確，將“青云之士”比附在燕舞身上，對他有過于褒飾之嫌。但中國傳統(tǒng)的史家多以司馬氏自許自勉，燕舞于此庶乎近之，也是好事。 

這篇雜感要寫下去，恐怕沒有停下的時候了，只好在此打住。我很高興自我小書《同學(xué)少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后，常跟燕舞書信討論，從此往來不斷。承他不棄，我也接受過他的采訪，而且采訪記也收入本書之中，不過他對我的采訪用的是“筆談”方式，我們迄今未見一面。我覺得“緣慳一面”有時也是很優(yōu)美的事，因為我與孔子、王陽明與柏拉圖還有貝多芬，也始終緣慳一面啊。

2011 年11 月9 日寫于臺北市詔安街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