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漢學家詹姆士·麥克唐納研究了周恩來早期的革命活動后，認為“周有兩個角色扮演得勝過別人，一是在政策決定之前當顧問，二是在政策決定之后當執(zhí)行者，而兩者都是起的‘公仆’的作用”。而在當時，周恩來這種縝密的工作方式，卻被一些“大男子漢”們愚蠢地稱之為“女人干的工作”，殊不知女人有時比男人更有力。

周恩來像風火輪似地轉(zhuǎn)著。鑒于前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他認為問題全在于沒有準備，在于黨的領(lǐng)導人在事變中缺乏果斷。所以這一次，一開始他就抓住兩點：一是起義前的周密準備；二是起義時機，一旦條件成熟，果斷起義，決不拖延一分鐘！

于是起義前幾天，當事者們的心情——如同懷里揣著個定時炸彈，滴答滴答的讀秒聲清晰可聞，心驚肉跳。事不過三，要是再失敗了，恐怕就沒了工人武裝起義的歷史……

不。歷史是成功者的歷史，但歷史也是用失敗寫成的。

23日夜間成立了特委和軍委后，第二天上午，周恩來就參加上海各區(qū)書記會議，詳細了解各區(qū)工人糾察隊的力量配備，研究敵方軍警的據(jù)點和力量分布；下午，他同各區(qū)的軍事專員分批開會商議。當晚，在特委會上，他作軍事工作報告，重點說明起義的依靠力量有三支：（一）糾察隊，目標是5000人，先組織3000人；（二）自衛(wèi)團，能用手槍，現(xiàn)有300人，目標是500人；（三）特別隊。

他越說越細，說到關(guān)鍵處突然停下了。聽講的人也意識到這位年紀輕輕的軍委書記有重要的話要說，都把椅子挪近些；窗口的瞭望哨也神經(jīng)緊張地再次巡視了周遭。周恩來的確講到了機密處：“要加強敵軍工作，在我的直接指揮下，成立海軍委員會，從事策反，每天和我接洽一次。除了添買新槍外，第五個問題，就是情報工作?，F(xiàn)在，北伐軍正沿南京和杭州這兩個方向進逼上海。因此情報工作先分三路：（一）寫信給杭州；（二）派人到上海和杭州間的松江、龍華一帶；（三）到南京和無錫……”

策反工作在秘密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