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選擇，雖然有其“秀才造反”的宿命的一面，也有其“書生帶兵”的悲哀的一面，但無疑也有其明智和高明的一面：既為天下萬千蒼生避免了又一次慘遭涂炭和浩劫，又以退為進為自己避免了“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厄運。

照理說，曾國藩在將湘軍基本裁撤完畢并取得了清廷的信任后，應該日子好過了。然而并非如此。

19世紀的后半葉，中國最難辦也最要緊的事情不外乎兩件：一曰教案，二曰洋務。

所謂教案，即面對列強的經(jīng)濟侵略和宗教、文化滲透，一些地方發(fā)生焚教堂、燒洋貨、殺傳教士的事件，而這些事件又事實上為列強制造更大規(guī)模的侵略活動提供了最好的借口。所謂洋務，即引進西方科技，發(fā)展近代化工業(yè)，尤其是軍事工業(yè)。

鴉片戰(zhàn)爭后，中國社會實際上一直有三方力量的博弈，即朝廷和官府是一方，民眾是一方，西方列強是一方。這三方力量事實上又一直在互相利用、互相制衡著，如葉名琛曾“以眾制洋”，清廷曾“借師助剿”，民眾竟也曾“扶清滅洋”（如后來的義和團就曾明確地喊出過這樣的口號）。由此也可見，三方關(guān)系是十分微妙而又十分復雜。

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后，其政治目標是要徹底取代清政府在中國的統(tǒng)治，而其宗教信仰又是從基督教那兒來，多少沾著些“洋味”，這讓西方列強覺得可以用拉攏的辦法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于是主動向洪秀全提出了“共同反清，平分中國”的主張，但沒想到卻遭到了洪秀全的拒絕，他明確表示:“我爭中國，欲想全圖，事成平定，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為此最終讓列強得出一個結(jié)論:“一個狂人，完全不適宜做一個統(tǒng)治者，建立不了任何有組織的政府。”從而西方列強對太平天國的政策，也就由先前的拉攏，漸漸轉(zhuǎn)變?yōu)閹椭逋㈡?zhèn)壓，以致最后直接出兵鎮(zhèn)壓。

曾國藩當年挺身而出與太平天國拔刀相向，原本就是因為太平天國的教義沾著“洋”味，他是以清廷為代表的中華正統(tǒng)文化的衛(wèi)道者的面目出現(xiàn)的，照理說，他這樣的人對于沾著“洋”味的一切都不會有好感的。然而，在后來共同鎮(zhèn)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看到了洋槍洋炮的確厲害，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審視洋人的一切，也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原有的看法與態(tài)度，并漸漸地由仇洋變得近洋、親洋，以至變成了最早的“洋務派”，事實上開啟了“洋務運動”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