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無疑是以“以示限制”為優(yōu)先的，但事實證明行不通，因為你根本就限制不了人家的堅船利炮。琦善、耆英等無疑是以“俯順夷情”為優(yōu)先的，但事實證明也行不通，因為人家的胃口永無滿足。而葉名琛想走“第三條道路”，即在二者之間保持一種平衡，但事實證明也是行不通的。

我這里這樣說，似乎將林則徐放在了與琦善、耆英、葉名琛們相提并論的地位，這可能會讓許多人不舒服和不能接受，因為林則徐在當世和后世的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位空懷愛國抱負和擁有制敵良策但無施展機會的跨越時空的民族英雄，以至于許多人認為清政府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失敗，僅僅就是因為沒有大力任用林則徐。其實這種認識只是基于林則徐的個人道德的層面來看的。從林則徐個人道德層面上來看，他公正、無私、嚴明，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但僅有這些就可以退敵了嗎？除了那些迂腐的儒生，恐怕誰都會知道答案是否定的。正是基于這一點，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黼分析說:“林不去，則必戰(zhàn)，戰(zhàn)則必敗。敗則他的聲名或將與葉名琛相等。”因此，林則徐也好，琦善、耆英也好，葉名琛也好，他們的失敗是注定了的。

但是林則徐由于過早地被罷免了職務退出了歷史舞臺，按他想法走下去究竟會怎樣，似乎還沒完全見底，還留有一定的懸念，這讓人們在他身上不由得寄托了無盡的遐想，甚至有人更明確說:“如果被重新起用的林則徐能繼續(xù)得到道光信任，不被‘革去四品銜，（與鄧廷楨）均從重發(fā)往伊犁效力贖罪’，他于1841年6月到達定海之后并由他來主持收復浙江失地的抗英軍事行動，奕經(jīng)失敗的命運會很快落到他的身上；如果林則徐在1850年10月被任命為鎮(zhèn)壓廣西農(nóng)民起義的欽差大臣后，不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廣東潮州普寧，他很快便會蹈其后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的李星沅、賽尚阿的失敗覆轍?！钡@畢竟只是一種推斷，并不妨礙人們在他身上寄托無限美好的遐想，所以林則徐終究成了毫無異議的民族英雄。琦善們的夢想也很快被人家的大炮轟得粉碎，結果自然也見了底，所以他們在世時便幾乎已身敗名裂了，成了民族罪人，他們的人生也就并不顯得復雜。復雜的只有這個葉名琛，且他的復雜性是注定了的，因為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一條復雜的道路，且這條道路又是在清政府設定的這樣一個充滿了矛盾的外交政策的崇山峻嶺之中盤旋。

因此，若以成敗論英雄，無論是林則徐，還是琦善、耆英，還是葉名琛，都不算英雄；若從個人道德的角度來考量，琦善、耆英們暫不值論，但是既然林則徐值得肯定，那么葉名琛也不能完全否定，至少他的餓死，也應該算是民族氣節(jié)的一種顯現(xiàn)，其精神和意義難道抵不上一匹餓死的馬？

我當然知道，葉名琛所有的是非、榮辱，絕不會因為我的這么一句輕輕的詰問而被厘清，或許在很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他的命運仍是一個多義的歷史命題而存在著，或許永遠也不能被厘清，但好在注定他人生多義的那個時代已經(jīng)過去。而我在今天要重提這個葉名琛，目的只有一個，這就是，讓我們將歷史的榮辱交給歷史，將生活的關注交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