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他把自己對于墨子學說的興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動力，全部歸結為梁啟超的示范、引領和啟發(fā)。其實，梁啟超注意到墨子的學說，還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學時期。那是1893年（光緒十九年癸巳），孫詒讓寫定《墨子閑詁》，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給各位朋友“審讀”。梁啟超回憶當時的情景：“承仲容（孫詒讓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歲耳。我生平治墨學及讀周秦子書之興味，皆自此書導之?！保簡⒊骸吨袊倌陮W術史》，284頁）這是20年后梁啟超寫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時附帶提到的，他對孫詒讓的墨學研究大為贊賞，認為：“仲容則諸法并用，識膽兩皆絕倫，故能成此不朽之作……蓋自此書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讀，現(xiàn)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過此書?！保ㄍ希?span lang="ZH-TW">283－284頁）梁啟超這番話說得不錯。與后來梁啟超和胡適對墨子的研究相比，孫詒讓“用力雖勤，而所闡仍寡”，這是因為“比年以來，歐學東注，學者憑借新知以商量舊學，益覺此六千言者，所函義浩無涯矣”。（《墨經校釋》自序，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八，2頁）梁啟超和胡適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釋《墨經》，固然可以有進一步的創(chuàng)建，并為墨學研究開拓新的局面，但孫詒讓里程碑式的基礎工作，卻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直到1998年中華書局重印此書，孫啟治在《前言》仍然認為，就《墨子》學說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著作無一不是在孫書的基礎上完成的”。

如果說，梁啟超治墨學的興趣最初源自孫詒讓，而胡適治墨學的興趣又來自梁啟超的話，那么，可以想見，梁啟超與胡適的交往和友誼，最初正是靠了他們二人對于《墨子》的共同興趣。我們還記得，幾年前，胡適通過徐振飛提出想要拜見梁啟超的時候，就是因為他的《墨家哲學》受到了梁啟超的稱贊，而且，梁啟超還表示，愿意與后學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學材料。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僅致信胡適，希望能為該書做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氣地在序里“是正其訛謬”。這里不排除梁啟超的“客氣”，但也能看出胡適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適的。胡適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報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這樣的虛心與厚意，使我不敢做一篇僅僅應酬的序。”（胡適《墨經校釋后序》，載《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三十八，99頁）

胡適很認真也很不客氣地寫了一篇序文，對梁啟超所采用的校勘學方法提出了質疑和批評。這本來應該是現(xiàn)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但此時梁啟超的做法，卻顯得過于小氣。原本是他讓人家“正其訛謬”的，人家一當真，直言了幾句，是他沒有想到的，不免就有點耿耿于懷。書印出來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卻把胡適的序文放在了書后，這已經不夠禮貌了，而更覺不妥的是，他將《復胡適之書》作為附錄綴于《讀墨經余記》之后，卻不刊用胡適的答書。這些不近人情的舉動讓胡適很不高興，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認為梁啟超心胸狹窄，這樣做事“未免太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