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68周年發(fā)言

孔慶東（以下簡稱“孔”）：今天正好是5月23號，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做總結的那天。那個座談會開了三個禮拜，不到一個月。5月2號做的開場白，5月23號做了這個總結。我剛才打車來的路上，拿著這個“講話”在那讀，司機一看很奇怪：多少年沒見有人拿毛選了。我上次來講也拿了這本，我拿著這個講話，一邊溫習找找感覺。

對于這次“講話”的內(nèi)容，我們中文系的都比較熟。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這個“講話”的基本內(nèi)容，但是說實在的那時候沒怎么往心里去，因為覺得他講得特別簡單明了。大道至簡，我們沒有去想這個大道，總往簡的方面去想，覺得這個很樸實的道理沒什么可琢磨的。到八十年代的時候，我們很輕易地把它給拋棄了。

八十年代我們一上大學，就去學高深的文藝理論，主要是西方的，一進大學就讀克羅齊，從《拉奧孔》開始一路讀下來。我現(xiàn)在覺得很多人是歧路亡羊，在小道上奔跑，奔跑奔跑就忘了這個大道。到了九十年代，萬流歸海，發(fā)現(xiàn)老毛是站在一個制高點上，說一千道一萬，他又總結回來。由于他是面對那些人，對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來講啊，他們不可能采取那種學術研討會的方式。他這個“講話”本身就是簡潔明了的，我們不能說這個“講話”就能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可以探討很多細節(jié)，他講得比較簡單，但是這個大問題，我覺得是有一個當下針對性的。我也不斷地反思這個大問題，其中一個就是立場問題，就是重提我們今天是為什么人的問題。他講的是文藝，我想可以擴大到文化工作。我們做的整個文化工作，包括文藝為什么人的問題。

毛強調(diào)四種人——工農(nóng)兵和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他沒有忘記知識分子，沒有忘記市民。我們今天這個環(huán)境是一個什么樣的環(huán)境？今天這個環(huán)境有什么變化？今天我們的文化工作，總體上不是為工農(nóng)兵的，已經(jīng)明顯發(fā)生了偏差，所以我在工作實踐中努力地調(diào)試、調(diào)整，更大程度上傾向于底層的勞動者。

我也的確有一部分的工農(nóng)兵讀者。最近有一個北大保安，叫做張進京，他天天看我的博客。他現(xiàn)在開始讀書，讀正經(jīng)書。解放軍的基層官兵，我也接觸過一些，他們讀我的一些書。但是我反思，總體上仍然未能改變我的小資產(chǎn)階級立場。我還是過著一個小資產(chǎn)階級的生活，基本傾向和情趣還是這樣的，但是我愿意向講話所指出的方向不斷地靠攏。

在這個講話里邊，毛澤東也說過了，他自己也有個轉變過程，別人的衣服，如果是知識分子的，他可以穿；如果是勞動人民的，他覺得別扭，他不能穿。人總是有一個過程的，我也有一個過程，努力地和三教九流的人接觸。我倒是一直是這樣的，沒有改變過。我從小就覺得那些學習成績好的同學沒什么勁，從小就和壞孩子打交道。我現(xiàn)在也喜歡在小飯館里吃飯，跟一些民工說話等等。但是我現(xiàn)在這樣做的時候，我的立場仍然是一個士大夫的立場，仍然是帶著我的趣味，好像有一些東西是不可改變的。這是一個困惑。我就想，我們以前大量知識分子被改造后，為什么產(chǎn)生了怨恨、抗拒，然后到今天反攻倒算。我昨天看了范曾的回憶錄，他說他到“五七干?！比趧?，他看成是一個迫害。但是范曾對毛澤東還是很有感情的，他還喜歡毛澤東的詩詞，然而對那段生活，大部分的那些人都有一種抗拒。

所以我想這個立場改造，是不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有時候我就想這個問題，到底改造到什么程度。這就像儒家所說的無限的自我修養(yǎng)，這個無限的自我修養(yǎng)，對人要求到一個什么程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問題。講話用了很大的篇幅，掰開揉碎地講要為什么人——為工農(nóng)兵，為什么？這個講話有一個環(huán)境，當時是抗日戰(zhàn)爭這個情況，我覺得依照中國今天的這個狀況，現(xiàn)在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覺得現(xiàn)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都空前尖銳——實質(zhì)上的尖銳，但是在文化層面沒有得到顯揚，民眾意識不到。從文化工作角度來說呢，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