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漢學家魏雷(Arthur Waley)眼中，徐志摩在英國的經(jīng)歷是一場充滿了東方色彩的尋師問道。徐志摩懷著頂禮朝圣的心情來跟從羅素，為此他甚至連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都不珍惜，漂洋過海到了英國?？闪_素那時已經(jīng)離開劍橋大學，無奈之下，徐志摩進了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后來，他轉(zhuǎn)到了康橋。

在康橋，他進行了一場心靈革命。他先是下定了決心與幼儀離婚，這決心一下，靈魂便得到了釋放。而他生活中的憂郁，似乎也在幼儀離開沙士頓后被帶走。于是，那一年，離了婚后的徐志摩開始了真正的康橋生活，他眼中的一切都變得韻致非常。

他每天在清晨富麗的溫柔中騎著單車上學，又伴著黃昏返家；當黃昏的晚鐘撼動時，他會放眼一片無遮攔的田野中，或斜倚在軟草里，等待天邊第一顆出現(xiàn)的星；有時，他也會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榆蔭下，眺望嫵媚的校友居，瞻仰艷麗薔薇映襯下圣克萊亞學院里玲瓏的方庭；而康河兩岸協(xié)調(diào)勻稱的學院建筑，是他永遠看不厭的風景；他也曾在河邊的一處果園里喝茶休憩，等著成熟的果子跳入他的茶中，看著跳躍的小雀落到他的桌上覓食。

也許，他最喜歡的，是單獨一人到康河那兒去，在這份“單獨”里尋味著康河，就像尋味著一位摯友。河流夢一般淌過翠微的草坪，懷抱住了這里所有的靈性。徐志摩就像當年的拜倫，徘徊于河邊，久久不去。這是他向往的自然，是他愛的“美”。當年康河的水撫慰了拜倫的心，而今它激蕩了另一個人的性靈，如一帖“靈魂的補劑”注入了徐志摩天性敏感而多情的心里。

但是，徐志摩的心靈革命歷程中，不僅僅只有柔麗風光與閑適的生活，如果僅是這樣，那便稱不上“革命”?？禈蛏钪阅茏屗撎Q骨般重生，與他在那里結(jié)識的人有關(guān)。還是先從他剛到倫敦時說起。

徐志摩剛到倫敦時，很快便與一眾中國旅英學者、留學生們打得火熱。林長民、章士釗、陳西瀅等人，都是在他就讀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期間結(jié)識的。后來，借著陳西瀅的關(guān)系，徐志摩認識了著名作家威爾斯(HGWells)，又通過威爾斯認識了魏雷。威爾士與魏雷都是英國鼎鼎有名的作家、學者，他們對徐志摩的印象極好，威爾斯甚至認為，和徐志摩的會見是他一生中最激動人心的事情之一。這句話，對一個默默無聞的青年學生而言，已是極高的贊譽。

與傾心仰慕的名士相交，還能得到如此榮耀，羨煞多少旁人，可徐志摩卻實覺得“悶”。但如果你能了解，此時的徐志摩已經(jīng)沖淡了留學之初的野心——做中國的Hamilton，那就能理解他的“悶”所謂何來。

在美國時，徐志摩也是鐘情于政治的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的是政治學系，也算是政治學科班出身的人。無怪乎當年的他會自動自發(fā)加入中國留美學生的愛國組織 “國防會”；也難怪他會寫文章，討論社會主義；當五四愛國運動的熱潮從中國越洋襲來時，他熱情高漲。多少年后，吳宓還清楚地記得，那時的徐志摩又是要打電話到巴黎阻止中國和會代表簽字；又是要在美國報紙上登文章，還要參與中國留美學生會，討論彈劾某人……忙得十分起勁。就連他自己也說，那時他對詩的興味遠不如對于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

就是這樣一個曾經(jīng)被稱為“中國鮑雪微克”的政治青年，到了英國，結(jié)識了眾多英國名士后，對文學的興趣日長。于是，美國的日子在他眼里變成了一筆糊涂賬。倫敦政治經(jīng)濟學院里那些枯燥的政治學課程與古板的教授，也自然變得煩悶無趣。正當徐志摩開始揣摩，如何換條路走時，他遇到了狄更生。狄更生看出了徐志摩的煩惱，便介紹他進劍橋大學，做了“特別生”。

進了劍橋，徐志摩的交際愈加廣泛。這位風度翩翩的儒雅中國士子，時常身著長衫與師友們高談闊論。瑞恰慈(IA.Richards)、歐格敦(CKO(jiān)gden)、吳雅各(James Wood)這樣的先鋒學者，都是他樂于交往的對象。在這些人中，歐格敦是邪學會 (The Heretics Club)的創(chuàng)立者。這個學會主要研究詩歌創(chuàng)作與翻譯，由于他們總是發(fā)表一些與傳統(tǒng)思想相異的，所謂“異端邪說”，故而自稱“邪學會”。徐志摩參與其中，與人積極地討論中國詩學，成為了團體中的活躍分子。

除了青年學者外，徐志摩的劍橋歲月還與作家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曼殊斐爾(Katharine Mansfield)、美術(shù)家傅來義(Roger Fry)的名字連在一起。徐志摩跟他們說唐詩，也跟他們說中國詩翻譯，他的深厚的文學素養(yǎng)，加上流利的英文，令他在這些文人雅士中，如魚入深潭，悠閑自在。當其他中國留學生抱怨難以融入歐洲生活時，徐志摩似乎是一下子就從中國士子儒雅生活的主流跳進了歐洲的詩人、藝術(shù)家和思想家的行列。這些歐洲文人、學者們通過徐志摩，第一次真正清晰地看見 “文學藝術(shù)這些事物在現(xiàn)代中國有教養(yǎng)的人士中的地位”。魏雷(Arthur Waley)著，梁錫華譯：《欠中國的一筆債》。而徐志摩也在他們的影響下，真正將自己的興趣指向了文學。

浪漫主義與理想主義已經(jīng)在徐志摩的心里扎下了根。他開始奉拜倫為偶像，總愛把自己視作拜倫式的英雄。盡管在魏雷看來，徐志摩缺乏拜倫式的憤世嫉俗，但他的確在日后的生活中，彰顯了拜倫式的我行我素與倔強叛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