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壽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國史學史，成立了一個小組，組內有趙光賢先生、郭澎、一位姓趙的先生，還有我。當時，白先生住在西單武功衛(wèi)，我們大約每月去他家一次，匯報工作并聽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給我的任務是探討明代史學。經白先生同意，我先閱讀了王世貞的史學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別集》，參考一些相關評論史料，寫了一篇《王世貞的史學》，交給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過程，這個課題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晉華先生寫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學思想方面兼顧明史的纂修過程。我提出可否逐步進行，由于當時萬斯同的明史稿頗難見到，就先從王鴻緒的《橫云山人史稿》同《欽定明史》入手。經白先生同意后，自己買了一部線裝本《明史》，借來《橫云山人史稿》，逐篇對讀，凡遇《欽定明史》作了修改處，哪怕一句話，甚至關鍵性的幾個字都抄錄下來。對讀完畢，把兩部書不同處列表寫出，這份對照表一共有50多張大幅稿紙。再查閱《清實錄》等書中有關撰修明史的記載，特別是康熙皇帝幾次諭旨，最后寫成一篇《從王鴻緒的<明史稿>到<欽定明史>》的論文。把論文稿連同對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轉交趙貞信先生處理，從此不知下落。依稀記得我的論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審閱了明史稿后，發(fā)覺其中對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滿意，指示纂修大臣應嚴格掌握分寸；后來修成的《欽定明史》顯然體現(xiàn)了康熙的意圖，刪改之處多是掩飾明朝統(tǒng)治者的陰暗面。白先生給我的新任務是研究談遷的《國榷》。工作剛開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組的人員和工作方法進行全面調整，原先組內人員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選了兩位年輕教師和外校來進修史學史的教師重組史學史課題班子，組內人員從研讀《史記》打基本功開始。人事變動的內幕有時很難說清楚，我離開史學史組決不意味著白先生對我的工作不滿意，后來他曾兩次找我談要我回史學史組，是黨總支沒有同意。在史學史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獲是認真閱讀了上述幾種明史基本史籍，還在中國書店買了一部木刻本的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嘯亭雜錄》、線裝本魏源的《圣武記》以及中華書局排印的“晚明史料叢書”等著作，自行研讀，基本上掌握了明代歷史的線索，也培養(yǎng)了我對明清史的愛好。這以后工作崗位雖屢經變動，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發(fā)表在《光明日報》史學版上的《對朱元璋政權性質轉化問題的商榷》一文就是當時的“業(yè)余”作品。

離開史學史組以后，系里把我調到世界現(xiàn)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為歷史系三年級的班主任和同學一道赴山西長治參加農村“四清”。在鄉(xiāng)下期間，接到系里通知，學校成立了外國問題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輕的教師被調到外研所美國問題研究室。到1966年6月從長治回來，“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鋪天蓋地而來，校內是一片揪斗的肅殺空氣，按編制說我已屬外研所，在那里領工資，但我當時正擔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級同學誤以為我逃避斗爭，所以回校后仍在歷史系參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學關系不錯，沒有受什么沖擊。在歷史系參加的“戰(zhàn)斗隊”是個“老保”組織。幾個月后造反派“師大井岡山”奪權，“老?！苯M織紛紛自動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參加“運動”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岡山”一派掌權，我這個新來的歸附者只是奉命寫大字報、抄大字報。接著是“復課鬧革命”，外研所也恢復了部分工作，上班時我們室是閱讀新到的美國報紙、雜志，從中選擇問題，整理成系統(tǒng)的資料。到現(xiàn)在我還是不清楚為什么在“文革”那樣禁錮的情況下，會允許外研所花費寶貴的外匯訂閱多種外國刊物（除美國問題研究室訂閱美國報刊外，外國教育、蘇聯(lián)文學、蘇聯(lián)哲學三個研究室也訂了不少國外相關報刊），而且在當時也沒有一個上級部門過問我們的工作。這樣糊里糊涂地跟著轉了幾年?；斓?971年，林彪事件發(fā)生，我可是大徹大悟了，毛澤東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寫進了黨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國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謬和不可預測已洞然于心。從此我除了上班時間勉強應付外，星期日和業(yè)余時間就用來研讀明清史。這里，我要特別感謝歷史系資料室管理員馬國靖先生，那時校圖書館和系資料室都一概封閉不準借閱，我私下找著她，請代幫忙借些書看，她毫不推辭地答應了，讓我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師生都去食堂吃飯的時候，帶我進入資料室挑選書籍藏在大書包里帶回宿舍閱讀。讀完后又以同樣方式請她換借其他書籍。這種秘密活動如果被發(fā)現(xiàn)，馬先生是要吃大虧的，幸好每借一次書總得隔相當一段時間，持續(xù)的時間雖長，卻從未被人撞見過。另外，有一點也附帶說一下，在“文革”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習慣用卡片，因為卡片既貴又太小，一條長的史料得抄幾張卡片，所以改用小張稿紙和筆記本抄錄）。“文革”初期抄家之風極為盛行，連我這個“助教”級（“文革”前即已廢除職稱）的教師也未能幸免，雖然只是走了過場沒有什么“收獲”，對我的精神壓力還是不小的。自己靜下心來把書籍和抄錄的史料檢閱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為思想政治問題上綱的東西統(tǒng)統(tǒng)送到當時頗為興旺的廢紙收購攤，按1斤1角多錢的價格全賣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歷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就是后來重理業(yè)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為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討明末農民戰(zhàn)爭，外研所實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時間可以利用，從系資料室能借到的書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到南京圖書館查閱地方志和其他史料。當時南京圖書館在頤和路二號，離我哥哥住家近在咫尺，但南圖也不對外開放?？恐绺缍嗄暝诮K省政府工作的關系，他找了一位負責這方面工作的熟人開了一張介紹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來查閱有關古籍。南京圖書館在不開館的情況下破例讓我在二樓閱覽室閱讀。一個月時間看來不長，可是帶有目的地專心致志讀書，還是收獲不小的。幾次南京之行，彌補了不少在北京找不著書看的困難?；叵肫饋?，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臺，甚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重理舊業(yè)，我多爭取了5年左右的時間（盡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